莫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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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mowozhi 笔名：莫我知 地区： 福建-福州 行业：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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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我知
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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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一下
2. 刚才在我桌子下面的拖线板上发现4只排成一排的死小强。。。悲剧啊他们一家手拉手触电死了。。。。
3. 晚上跟哥们一块出去喝酒，后来收到老婆一短信——十点准时做ai，不管你在不在！
4. 某日上佛学选修课，一方丈给大家讲学，同学们例行问了几个问题：
问：大师，这门课点名么？
答：不点。
问：大师，这门课考试吗？
答：不考。
问：大师，那期末的成绩怎么办？
答：随缘吧~~~~
全班崩溃~~~~~
5. 一年初冬，下雪了，正好我们一帮人从网吧玩完游戏回宿舍，晚上十二点多吧（那时候我们宿舍不锁楼门）。看到下雪了，一群人异常兴奋，就开始打雪仗。但是雪下的不大，所以积雪很薄很薄的，要收集好久才能握成一个雪球丢出去。我兴奋地发现旁边一辆车上面积了一层薄薄的雪，于是十分卖力地用两只手把那辆车后排车窗玻璃上的那层雪一点点地刮了下来。。。然后发现里面一男一女，女的躺在后座上，男的骑在她身上，二人静静地看着我。
6. 同学讲她中学时候的故事。上课时一个男生趴桌上呼呼大睡，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很淡定：同桌关心一下。
。。。
同桌脱下了自己的外套披在了睡觉男生的身上。。。
7. 有一次临时想起来去游泳，顺手在超市里买了条廉价的泳裤，因为没有别的颜色，只有红色。结果，没想到泳裤褪色，我在池子里泡着的时候，下身渗出了一丝一缕的红色出来，荡漾在水中……一个大叔游过我身边，看了看我身下红红的“血水”，又看了看我裸露的上身，一瞬间，他的表情非常的矛盾……
8. 今天笑死，我开的士，今天在石岐大信上来一时髦的MM，说好40块的车前就起步，当车子走到一半时，MM面色凝重地命令我：“往回开！ 快！”我想大概MM忘了什么或忘了买什么吧，于是起步回走。回到大信停下时，MM打开提包结了车钱，再拿出一串钥匙，蹦出一句：“靠！忘记今天开车过来” 说完走向路边一辆崭新本田(开门看到座椅包装都没拆)
9. 好喜欢学校一个清纯的女孩，注意她很久了，只要她出现我就忍不住盯着看，很可爱很单纯的那种，但一直不敢表白。昨天看见她哭的伤心，我鼓了好久的勇气走过去准备安慰她，刚开口说句：别哭了，看你哭我也伤心。她抬头哭着说：医生说我的身体不能再打了，可我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我怎么办哪！我回寝室，当晚就学会了抽烟
10. 早上起来看到一则评论，原文是：
一楼：大家冷静一些，都过来，听听5楼怎么说？！~
二楼：我认为5楼说得很有道理。
三楼：5楼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
四楼：5楼确实说的很好！
五楼：楼上的都是SB
11. 今天去超市略感腹部不适，后来实在忍不住就抓了包类似１００抽纸巾的物品冲到收银台，悲哀的发现前面的大妈为了２毛钱会员商品和收银员吵得不可开交，我在那捂着肚子等待，最后终于付款，然后冲到卫生间，只觉菊花一紧，后面如千军万马奔流而下……
准备处理个人卫生问题时，杯具的看见我手里拿的是什么，“笑爽”二字刺痛了我的心，你懂得，结果我一震惊，居然把那东西也弄到便池里了，摸便全身都没有可清理的纸片，等了很久也没人，终于听到水龙头的声音，应该是大妈来洗拖把了，结果我的喊声被超市巨大的音乐声盖过了，我依然记得那时销魂的月亮之上“生命已被牵引，潮落潮涨，有你的远方，就是我的天堂……”
等不下去了，我又没有手机，发现带着ｔｏｕｃｈ，于是试着连接ｗｉｆｉ，居然能连上，马上登陆ｑｑ，发消息给同学，叫他打超市前台电话，让超市人员送一包纸巾来吧，结果他不信，几乎是咆哮着说服了他，后来电话打了
再回来，悲剧了，我听到超市那个喇叭非常好使，以至于让我在卫生间里不仅听到了销魂的《月亮之上》这首歌，而且听到了总台的营业员焦急的声音：“日化部请注意，日化部请注意，超市卫生间一顾客因未带纸巾被困其中，请速派男性营业员送一包纸巾到男厕第一个蹲位，谢谢！通知再播报一遍……”
复读机中……
再然后，我真的有一种想死的感觉，真的，真的，你想想，全超市的人都知道我暴强的“光荣事迹”到最后终于有人给我送纸巾来时，我把头埋得很低很低，说了句谢谢，处理完个人卫生后夺路而逃，把衣服脱下遮住脸就往超市门口飞奔，太丢人鸟！！！
结果后面传来送纸来的营业员销魂的声音：先生，您这包纸巾还未付款！（持续复读机中……）
后来打算下午去吧这包会员特价３毛钱的餐巾纸的钱付掉，结果发现超市的门口赫然摆了一块告示牌，大意如下：“尊敬的顾客，您好，欢迎到本超市购物，您如果肠胃不适或其他突发情况可到本超市休息区洗手间处理，友情提示您准备充足的纸巾……”
我真的，泪如尿崩！！！！
12. 话说高中时代，有一天放学，我们训导主任穿了一件很土的大衣，在学校门口倚着摩托车等他同事，结果一新生屁颠屁颠跑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亲切的说：师傅，送我去金阳光网吧…
13. 代沟，什么叫代沟？就是大人YD了，小孩还CJ着、
14. 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跟他妈妈说
上面一撮毛，下面一撮毛，合起来变成一撮毛，那是什么毛？
车内偷笑~~
啪！！你跟谁学的？！
被小孩母亲很是愤怒地打了小男孩一个耳光
……
小男孩捂着脸哭着说
是老师教的，说是眼睫毛
车内大笑~~
15. A向我介绍女友，说，这是我刚交的女朋友。
我说，种类分那么细..
16. 记得初三的那会家附近新建了一个球场，经常去打。每天去那打在那认识了一个长得特清秀的男孩，很像女孩，技术也不错，投篮很准，装备一应俱全啊，板衣篮球裤篮球鞋护腕。每天一起疯打球，有一次打完球休息，一个球友觉得他很可爱，又又点肥肥的，就上去捏了一下他的RF。然后他YD地回过头来对我们笑“很软哦。”我们几个猥琐男说“真的吗？” 于是群众全部围上去伸出咸猪手猥琐这位长相清秀的帅哥。。。。然后然后 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我上高中了，认识一个新同学，恰好是这位帅哥的初中同学。然后他弱弱地说了一句，你怎么认识她的啊?他长得很像男孩子的啊哈哈~~~~
长很得像男孩子
很像男孩子
像男孩子
男孩子
。。。。
后来脑里就不断重复着 一群变态WS男围着一个无辜女孩的爆乳。。。的画面
见到她都脸红，
后来还是真相大白了。。。
没人敢防她。。。
17. 我去一企业家朋友的企业。在卫生间，朋友看小便池地上的尿渍说，这些人总是尿到外边，贴了提示语也没用。我看提示语一共十个字：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我说，汉语博大精深，我给你减两个字，保准今后没人尿外边。果然以后，他企业男员工如厕再没人尿外边。那八个字是：尿到外边，说明你短。
18. 两年前接到一个认识的朋友打来的电话，问我认不认识律师或是司法部门的人，他要打官司告银行。我问他你跟银行有什么纠纷吗？他说他被银行的保安打了，正在 XX医院住院呢。
于是我就赶到医院找到他，看见他半个脑袋都裹着纱布，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还肿得老高，就说你这也太惨了吧，他们为什么要把你打成这样？结果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靠，我那天去给我哥的孩子买了把仿真的玩具枪，可以打子弹的那种。回家路上我又接到我妈的电话，叫我去银行帮她领个号占个位置，她随后就到。于是我忘了自己还提着枪，就去银行了……刚一进门，那保安就抡起狼牙棒（一种带有金属尖刺的警棍）朝我扑了过来，一棒子就把我干倒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儿躺着了……”
19. 昨日人大代表“走红地毯”，全国人大代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记者团团包围，抛出各种问题，但他口中只低念“阿弥陀佛”。后面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大师，用轻功啊”。
20. 博友来信：我都吃了10多片毓婷了，可是为什么女朋友还是怀孕了？！
21. 本人胆小怕事所以从来不找xj…
十九岁那年陪朋友去j店…
不进去…自以为光明磊落…
于是蹲门口抽烟等他…
三分钟后…女友经过…
八分钟后…老爸路过…
之后手机多了两条信息…
“老公…你缺钱吗？”
“儿子…女朋友满足不了你？”
22. 我问我妈：“你要那么多土豆干啥呀？”
我妈说：“吃呗，你忘了你小时候跟猪抢土豆吃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制止我妈：“这事儿可别跟外人说。”
我妈很是骄傲：“怕啥呀？你忘了你赢了？”
23. 某男喜欢调戏出租车司机。至于方法倒也简单，就是站在路边故作伸手拦车状，等到出租车在他面前停下，就上前打开车门装作很有礼貌地问一句：“叔叔/阿姨，请问现在几点了？”然后不管司机反映如何，就嬉笑着跑远。
在那段时间里，我市被他如此调戏过的出租司机据我估计不下百人。由于看他还是小孩，也没哪个司机跟他计较，顶多骂两句然后走人。直到有一天，他终于遇到了个狠的。
那天早上我到了学校，发现他没有来上课，平时跟他一起玩的几个同学都表情惊慌，而老师的面色也很凝重。就去问这几个同学：XXX呢？他今天怎么没来上课？
他们神色慌张地告诉我：“不得了啦！XXX被一辆出租车抓走了！”
我：“啊？！他又去逗出租车司机玩了？”
他们：“嗯，可这次那司机一把就把他拉进了车里，然后就把车开走了！”
我被震惊了，过了几秒钟才想起来下一个问题：
“那你们记住那辆出租车的牌号没？”
他们摇了摇头：“你都要过几秒钟才想起来这个，我们当时都慌神了，哪里想得起来啊！”
我无话可说了，只能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祷。
又过了两三天，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警察在郊外的一块荒地里找到了他。据说发现他时他下半身赤裸，人已经昏迷过去，随即就被送到医院治疗了。于是那天放学后我们就去了医院想看望一下他，可他当时正在昏睡中，所以我们只能把送给他的礼物留在床头，然后就离开了。
在走过病床床尾的时候，我最后再看了他一眼，这一眼不要紧，让我注意到了床沿的一张小纸条，我凑过去仔细看了下，上面的内容是这样的：
姓名：XXX
年龄：XX岁
这两项我早就知道，没什么特别的，但最下面的一行字让我再一次震惊了：
主要症状：重度脱肛，伴肛周和肛门括约肌撕裂……
24. 高中时…一次一男生带了一大瓶的午后奶茶，然后整整一天都美美的喝着，令人羡慕。后来其他男生都纷纷效仿，而且明争暗斗的比谁带的瓶大。结果从1.25升的果粒橙到2.5升的可乐，再到后来2.8升家庭装的农夫果园，一瓶比一瓶大！根本喝不掉，纯属演变成了恶性竞争。每天早上一来就开始比，现在想想还真有够无聊的。然后每天晚饭后就要去超市找找有没有更大瓶的饮料。一次我买了桶4.5升的屈臣氏，这足以让我傲视群雄，无人能敌！其他人都自愧不如。以为这场风波就要这样平息了吧。谁知几天后，一哥们儿拎了桶金龙鱼屁颠屁颠的就来了，那可足足有5升呢！真是无语了，问之，答曰：“这两天死命催我妈烧菜多用点油，昨天晚上看差不多了，就把剩余的都倒了，自己冲了一桶果珍。丫的，早上坐公车别班的人都在笑我…”这能不笑你么？你赢了！orz
25. 一朋友（女的）的特相信星座运程，书上说本周她不可以和处女座的人在一起。
然后我和她一起去赴约，快迟到了所以要打车。
拦到车时我朋友问司机：司机大哥，是处女座的么？
司机（惊讶地）：不是处女也可以坐的。。。
26. 新买了一个诺基亚5530，前两天坐公交车上看见一个美女的胸前扣子松掉了，色心涌起，掏出手机，关上声音，（唉，当时要是记得闪光是自动的就好了）慢慢地按下快门……一道强光闪烁，全车人鄙视的眼光刷刷的看着我！那个美女更是……就差没破口大骂了，唉……我就一直顶着这目光到下车…
27. 我家在世博边上，32楼（总共34楼），可以俯瞰整个园区。刚开幕那几天一直有直升机经过，可能是用来航拍的，飞得比较低。你拍就拍呗，还喜欢在外围一个劲瞎转悠，结果就是…有没有人听到过螺旋桨在头顶轰鸣的声音？我当时觉得天灵盖都在颤抖，残害生灵啊，并且平均每隔 10分钟就回来折腾一次，关窗失效，躲被窝失效，耳塞失效。第一天，第二天，为了HX社会，我忍了。第三天，做高考模拟卷的时候，心理防线陡然崩塌…CNMLGB…姐姐我爆了！瞬间变身金刚！…我面目狰狞地冲到阳台，抄起一只拖鞋，打开窗，瞄准，毫不犹豫朝直升机扔了过去（……），biu～～～善了个哉的，没中，要不我就成女拉登了。所以说，女人被逼急了也是会打飞机的。
28. 我妹妹拿了一包锅巴在院子里吃的津津有味，我弟弟在旁边眼巴巴的看着，想吃又不好意思说，就问妹妹，让我尝尝脆不脆，
：我妹妹拿了一片放嘴里，说“你听听”
29. 昨天晚上，交通警察在路口查酒后驾驶。警察拦下一串小车，司机们聚在一起，有点紧张地等待检查。警察扫了一眼，发现我明显不对劲，眼是红的，腿是软的，靠在一棵树上，拿报纸当扇子，拼命地扇着..... 警察上前敬了个礼，说：“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我忙手忙脚乱地把本本掏出来，哆嗦着说：“给.......给你。” “你喝酒了？” “没......没喝.......喝多少......” “没喝？都这样了，还没喝？到底喝了多少？” “喝.......喝了九......九两。” “吹检测器！” 一检查一看：好嘛，达到醉酒标准了。 “喝九两你还敢开车？你不怕危险？也得为别人着想啊，吊扣驾驶证,明天到队里处理，地址都给您写着。” “求.....
..求您了，我这是今年第.......第一次......喝.....喝酒......” “你有权申辩，咱都得用事实说话不是，明日到交通队接受处理。现在您的车呢？怎么回家？” 这时候我只得委屈的挤出人群，掏出车钥匙....... 突然，我大叫一声：“唉！我的车呢？”声音既洪亮又清楚，酒也完全醒了。左看右看，慌的要命，也惊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警察，纷纷来问：“您车刚才停哪儿啦？” 恍恍惚惚中我全乱了：“这儿？不对，好像是这儿？咳，我都记不起来了。” 警察连忙安慰：“别急，慢慢想。” 就在这一刻意识突然清醒,然后一拍脑门：“不对啊，为了来喝酒，我今日没开车啊，我是打出租车来的啊.......哎，警察同志.......” 警察疑惑的看了我一眼：“没开车，那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到这时候我终于挺直了腰板,理直气壮的回答：“我......我这不是看热闹来了嘛！
30. 某男小学时候某天上课，一女生突然哭了，由于他的座位靠后所以不明真相。下课后只见该女生哭着跑了出去，之后班长端着一簸箕的碳灰开始在她的位置搞清洁（我小学时如果班上有同学吐了，也是从外面弄碳灰覆盖的~~）。四处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个女生月经来了，而且貌似量还很大。
班上一非常热心的男生听闻此事，飞快冲出教室，去小卖部买了一包护舒宝，非常体贴地放在该女生的位置上。大家都称赞他乐于助人。可该男生似乎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拆开护舒宝，从中取出一片wsj，撕开包装纸，展开小翅膀，整整齐齐的贴在该女生的凳子上。
第二天这女生见到凳子，再一次哭着跑了出去。
31. 和BF在一起两年多了，平常和BF睡觉在一起都睡惯了，第一次带BF带回家，结果被安排BF和我爸睡，我和我妈睡！到了晚上我楞要往老妈身上翻，老妈把我一掌给掴下来了，接着我又把老妈两腿间摸了个遍。最后，老妈忍无可忍从床上跳起来，啪，啪两巴掌把我给打醒了说：“你个小死妮子，要死啊！”而后，我彻夜未眠（%>_<%）......
32. 那年两男一女去浙江安吉爬山，满山的竹林漂亮极了。路过其中一个养蛇厂大家就进去参观，密密麻麻的蛇看的有点鸡皮疙瘩，就不看了，继续前行。路上还在讨论会不会有蛇不小心跑出来的事。一段路后，MM说要小解，就跑到远处的方便去了，我们男生就留在原地。只听见MM大喊一声“啊，我被蛇咬了”。我们闻讯立刻向声音发出的地方跑去。到了赶紧问怎么了。开始还扭捏的不肯说，在告知事态的严重性后（可能是毒蛇），说被蛇要了。大事啊，要是有毒的可不得了，没办法她自己有看不到伤口的形状，只得脱下裤子让我们看（这时MM脸已经羞的通红了，没办法，性命要紧啊）。“两点”，坏了，是毒蛇（牙印一圈的是无毒的，两点是有毒的）。怎么办？都性命攸关的时候了，没办法啊，吸血排毒。我们两个交替这对着MM的猛吸，吐血，再猛吸。吸着吸着，觉得有点不对了，一是血不是暗红色的，二是她被咬的位置蛇应该是咬不了的才是啊。立刻停止了吸血排毒，
问清了MM刚才小解的地方，寻迹而去。先是找到了一滩水迹，再在水迹的旁边找到了一截被砍断的毛竹根，再在毛竹根的顶端看到一个“丫”字型的尖头，上面还有血迹。立马招呼他们过来，“咬你的蛇找了，快来看啊”。MM疑惑的过来，看完后羞的不行。等到下了山后，陪MM去了医院清理伤口，因为之前我们都是拼老命在吸血的，太猛了，本来就2点的血点，楞被我们吸出两个口子。在医生的要求下，又缝了一针。
33. 大学时代，上一个看上去很痞的老师的公共课，习惯了上课他那语气，也不以为然。
结果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看着我们讲课，讲着讲着，停了下来，然后一个人在那里笑，大家傻掉。笑了1分钟，然后继续讲课，过了2分钟，又停下来，继续笑，又笑了1分钟。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还好，他又拿起了课本，继续讲课。又过了几分钟，突然把手里的课本往讲台上一砸，然后开始发飙:"我已经给你们机会了"。
听到这里，大家马上反应有事发生，四处环顾，可是没有发现。
又接着听他说到：“第一次我停下来，希望你们自己注意一点，结果还要继续；我又给了你们第二次机会，你们还是要挑战我的极限吗？有些话我不想说的太明白，我也不是不开明的人，没有吃早饭，可以吃好了再来”。
听到这里，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有人上课的时候在吃早饭。不过接下来，这个老师的话让我们震惊了。
“如果你们来不及在外面吃，这么想上我的课，可以等课间休息时再吃；如果实在等不及，我也不反对你们吃，可是不要两个人互相喂着吃；我并不是反对大学里面互相喂对方吃饭，只是，我看不惯的是。。。。你们两个大男人，互相喂对方吃饭干什么？？？？”
34. 下午胃疼躺在床上，老公帮忙倒了温水但是没拿药过来。我就说：“老公，药。”老公一脸诧异：“药？”我“嗯，药。”然后他过来开始解我裙子扣子…
35. 昨天单位统一给灾区捐款，直接从工资里扣了 200块。心情郁闷，回家上网发了个帖子，《今天我被逼捐了》，发完后越看越不对劲，仔细一看才发现打成了《今天我把逼捐了》。
MD以后嫁不出去了！
36. 今天我肚子疼在厕所呆了许久，爸爸怀疑我在里面打飞机。姐姐路过跟我爸说，放心如果是打飞机，他不会这么久的。-_-!!
37. iPad如期发布，其支持10种语言，但没有韩语。韩国网友表示遗憾说：“韩国是个不可忽视的市场，为什么不支持韩国语呢？” 中国网友表示：“还是苹果老辣，从根本上杜绝了苹果是韩国人发明的可能。”
38. 这个是听夜校同学说的，其在中国电信工作，某日一早出外检修线路，开着电信检修车（黄色很醒目车身印着中国电信字样的那种），检修完后时间尚早，一车人跑去喝早茶，车子就随便在路边一扔。茶足饭饱后出来一看，车没了，地上大大粉笔字写着请到XX交警大队领车的字样，我同学灰常蛋定了打了个电话给领导，说检修车被交警拖走了，然后领导回复：不用管，继续回去喝茶。结果他们又回去喝了一个多小时，出门一看，车子被拖回了原地。。。囧
据说那天上午，整个市交警大队所有固定电话都打不进打不出，全部占线。。。占线。。线。。
39. 中午去ATM存钱，排队时后面的美女问我：“存钱是吗？”
“嗯”
“我正好要取钱，反正你要存，不如把钱给我，咋俩就不用排队了”
我一想觉得挺有道理，就把钱给她了。
40. 对面楼下...11点55...一小女孩子狂嚎, 狂哭, 狂砸门, 叫爸爸开门, 她不敢一个人睡, 她要和爸爸睡. 那个死老豆呢就一直耳聋木反应的, 小孩就一直哭一直嚎一直砸门, 哭...哭...半个小时过去...蛮绝望的叫了:"爸爸开门啊!小姨开门啊!我要进去睡觉...."
41. 昨天去医院住院处去看朋友了…据说是被人给打了，脑震荡，右手骨折了，我还一肚子气想问问谁打的，找人给他报仇什么的…
结果他告诉我，是他和GF玩SM时候弄的，我这个好奇啊，不是你捆她吗？再说SM咋还脑震荡了…？哥儿们你重口味？？
结果一问差点把我笑抽过去…
“草，我刚绑好她，脱了衣服，正要进入正题呢，她爹推门进来了！更要命的是…她嘴堵着呢…她爸是当兵过的，二话不说抡起凳子就砸啊！！！”
42. 话说小时候仗着大几岁老是欺侮妹妹,一天晚上,爸爸过来给我们盖被子,赫然发现三岁的妹妹直直的坐在黑暗中望着熟睡的我！
你怎么还不睡觉？爸爸问。
妹妹急忙说：嘘！小点声，一会等她睡熟了揍她！
43. 同学A，男，暗恋我宿舍的C很久了，发短信向其表白，短信说“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
C：你第一眼看到我是什么时候
A：就是开学第一天，看见你和家人一起来校了，那时你穿的裙子特漂亮
C：那天我没穿裙子，穿裙子的那个是我妈！
orz
44. 前几天单位吃饭，一小年轻同事要了一瓶大雪碧，给大家倒了一圈，轮到自己的时候瓶子空了。于是该同事晃着雪碧瓶对服务员说：“这个还有吗？”服务员屁颠屁颠地跑过来，接过瓶子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一脸诚恳地说：“没有了。”
45. 高中时候，一天自习
前座男生突然回过头深情的对我说：我脑子里全是你~~
当时偶脸刷的下红了。。。
过了两秒，想起刚才我貌似刚骂过他：你脑子里都是屎！！
反应过来，揍他……
46. 和老公在外面KF，两人一起看《非诚勿扰》正看到起劲的，上面房间一男一女正战况起劲～那女的不停的很大声的SY。。。一开始我们两个还打算忽略。。后来她越发起劲的喊。。囧到。。影响看电视情绪了。。老公贼笑的看着我问：怎么办。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大声的喊了句。。
啊～～～～～～～老爸，你好厉害哦～～～啊～～
楼上顿时鸦雀无声。。
老公雷倒。。
47. 记得有一次割BP的时候，和一个来学习的医生搭台。叫病人脱了裤子躺好以后开始手术，看那个医生拿针和镊子的手正好跟平时的相反，我就随口问了一句：咦，你是左撇子啊？那个医生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到下面的病人大叫：哇，医生你太牛B了吧，看看老二就能知道我是左撇子~~
48. 小时候，6，7岁的时候吧，过年放完鞭炮，我把掉在地上没响的都捡起来一个个掰开，把火药倒在了烟灰缸收集起来想做个大的。刚忙活完，小伙伴叫我出去玩，我顺手把烟灰缸放在了桌子上。一会儿隔壁叔叔来拜年，我老爸招呼叔叔抽烟，叔叔本来抽着一支烟，一看老爸拿的烟比他的好，就把他的烟摁在了烟灰缸里。。。。一阵火光闪过后。。。。叔叔上医院了，我挨了一顿暴打。。。
49. 带着表弟表妹放炮仗，不知怎么把大地里用苞米杆搭的厕所点着了。回家找来大人救火。
用沙扑灭不大不小的火后。
才发现:里面竟有一人，在淡定的蹲着...
50. 昨晚老公在房间里玩魔兽，我在外面看DVD，看到激情戏时来感觉了，就跟他撒娇说：老公~湿了~，谁知道他NND给我来句：湿了拧干嘛
51. 我在站岗，一小女孩:"妈妈，邮递员叔叔!"
她妈妈:"别胡说，那是警察叔叔!"
可是我是解放军叔叔……
52. 大年初一情人节，某两型男走于大街上。一卖花小女孩拉住其一男后腿，曰： “哥哥买朵花吧！” 那男子曰：“买来送给谁啊！” 女孩眼睛望了望旁边另一男子，被扯男子急忙曰：“他是男的！” 小女孩曰：“这年头BL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男子暴汗，一年求助表情望向另一男子，小女孩遂扯住另一男子的腿，曰：“不好意思，你是老公吧！”
53. 小学大概一二年级吧，中午大概吃错东西了，一下午肚子绞痛钻心，种种小孩子可笑的顾虑导致没有去厕所bb，那个下午所收的那种折磨简直永远忘不了。放学走路回家，还很远，慢也不是快也不是，只好忍着眼泪往家挪。离家里还有一半路得时候，我终于崩溃了，一坨暖暖的便便顺着裤管噗的就射到地上了，真的是 “射”，沿途还留给秋天的我一路温莹。
邻居阿姨买菜正好就迎面走来......
“小7！”她叫：“看你脚底下！你踩狗s了！”
当时我的心里灰常灰常复杂。
54. 小时候和邻家几个女孩一起玩…后来有个地方喷出一条水柱…我对大家说…这是地下水…很甜的…于是乎我带头喝了起来…大家也都喝了…都说好甜…就回家了…后来，我母亲说，旁边的厕所化粪池堵了……当时我很镇静…
新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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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新左派的诞生
问：昨天我们谈了中国的情况，今天我们可以谈谈欧洲的问题。我们还是以理论和历史的脉络作为讨论的线索。我想请您讨论三个主要问题：一，英国新左派的诞生；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问题。自六十年代初起，您曾经是英国《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长达二十年的主编，在英国新左派的学术和思想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年《新左翼评论》改版，您又重回主编的位置，致力于“新左翼”立场的进一步更新。这份刊物现在已经成为欧洲知识分子（也包括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的最为重要的论坛之一。当代中国的“新左翼”与英国新左翼出现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中，面对的问题也有非常大的差异。但从理论层面看，似乎也有某些相近的部分。据我所知，英国新左翼是在复杂的历史关系和理论关系中产生的。我想请您先谈谈英国新左派形成的背景和历史，这对于中国的读者可以提供一个参照。
安：让我从林春这个中国学者谈起。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林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后来到英国留学，现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她写过一本书，我认为是有关英国新左派历史研究当中最好的作品。英国新左派形成于五十年代末，是通过两代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商榷和趋同而形成自己的特点的。第一代由共产党人组成，形成于一九三0年代后期，是在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大众运动中产生的。这一代人在一九五0年代成为各个领域的专业学者和知识分子，不过，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他们是在三十年代形成的，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是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作者。大约二十年后，第二代于五十年代的冷战时期形成，这一代与英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无关。在这两代之间起连接作用的领袖人物是斯蒂瓦•霍尔（S. Hall）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问：泰勒的著作在中国知识界也开始有一定的影响。但人们一般把他看作是哲学史家或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者。三年前，我曾邀请他为《二十一世纪》撰写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距离》一文，在我和另一位朋友编辑的《文化与公共性》一书中也收入了他有关文化多元主义、市民社会等问题的论文。他的《自我探源》一书正在翻译成中文。他早期也是《新左翼评论》的作者吗？
安：是，他是这份杂志较早的编辑，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我还是一个年轻学生的时候，他正在英国工作，对我有过重要影响。这两个群体各有自己的杂志，但在一九五0年代匈牙利事件和英美攻击埃及之后，这两个群体联合起来，开始出版《新左翼评论》，试图形成一种新左翼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可以从两个否定的方面加以界定：一方面拒绝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传统），另一方面拒绝日趋保守的社会民主党（即工党）。两年后，一九六0年，这两个群体都卷入了英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即反对英国拥有核武器的运动。又过了两年，这一运动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产生了巨大的危机。一方面在知识分子的两代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即汤普森的一代和斯蒂瓦•豪尔的一代之间的分歧；另一方面是群众运动解体了。在这种情况下，杂志的状况也不好。结果，两派之间形成了协议，让更年轻的一代人来编辑，我因此在一九六二年成为这本杂志的主编。这更年轻的一代与六十年代具有更直接的联系，与五十年代有着重要的区别。由此，一种另类的马克思主义得以成为一种力量。我们这一代既不是形成于三十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也不是形成于冷战时代的语境。对我们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从政治的角度说，是六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伟大浪潮，即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古巴对美帝国主义的反抗，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者的运动，以及非洲的非殖民化运动等等，对我们都极为重要，因为我们密切地观察着所有这些历史进程。
问：英国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特点呢？
安：英国存在着非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形成和发展于二战之后。这个学派有着明显的历史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取向。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并没有发表过有关经济、社会、艺术和文化方面的一般性理论著作，他们着力于重构民族历史中的重要阶段，并由此产生出极为精彩的、极具想象力的著作。这些著作极为具体，覆盖了从上古时期、中世纪、封建、早期现代和工业化等时期。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的形成、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关于封建主义、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关于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伟大的历史学家杰夫里•克罗伊克斯（Geoffrey De Ste.Croix）关于古代历史，这些都是六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代表性著作。这个学派非常注意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联系，主要根据各种著作在学术方面的贡献，力图汲取其他学派的长处，并将其转化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优势。他们创建了一个历史刊物《以往与当今（Past and Present）》，立刻集聚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杰出著作，很快就成为英语学术界里权威性的历史学刊物。在这样的成功当中，马克思主义的成份减少了。在这个历史学派内部，存在着两个潮流。一个是较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强调阶段性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在一定阶级关系中的社会经济关系） ，这是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罗德尼•希尔顿、霍布斯鲍姆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另一潮流影响更为广泛，他们与前一派有着许多交叉，但更为强调文化的作用，重点放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谈及的上层建筑方面。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和汤普森都对此作出了贡献。他们这一代在七十年代初变得很有影响，也就是说，第一代英国左翼的著作此时具有了重要影响，如汤普森的著作在这个时候被广泛征引，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进步文化较少威胁。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过分集中地强调经济方面，而忽略文化的方面。因此，通过强调阶级意识和文化构成的主体方面，这些著作超越了原先的经济决定论。
问：你们这一代的立场是什么？
安：什么是我们这一代的立场？首先，历史研究对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左翼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但这并不够；英国马克思学派所缺乏的恰恰是系统的批判理论。整个英国传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而且包括许多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许多领域都是非常经验主义的。在英国，需要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美学理论，而且需要更为政治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理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一个另类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即欧洲大陆的传统，提供的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所缺乏的东西。就我的理解来说，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契，意大利的葛兰西，代表了重要的一代；其后的几代，包括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如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国的萨特和更后来的阿尔都塞。可是，所有这些人的著作，当时都完全没有英文译本。这种情况使我们十分震惊。因此，我们当时的编辑方针是：首先是进口大陆理论，即翻译和介绍这些理论；其次是批评这些理论，揭示这些理论的弱点；第三是在研究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其结果是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间，英国历史学研究中产生了一些新方法，《新左翼评论》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英国历史的引起争论的文章，我也是文章作者之一。我们在研究中运用了大陆理论，比如卢卡契、葛兰西、萨特等等。这些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剧烈的反弹和争议，汤普森在一九六五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攻击我们的立场，强调英国的特殊性，认为历史研究不应该过于理论化，指责我们是民族虚无主义等等。我和我的同事们对此作出了及时而坚定的回应，并因此形成了我们的进击姿态。十四年后，第二轮争议出现了，汤普森发表了一本书，题为《理论的贫困》，主要是激烈批判阿尔都塞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发表了一本书来答复汤普森（一九八0年）。这一次争论要友好一些，我在书中对汤普森的成就表示了敬意，同时，通过争论也更理解了他们那一代人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就。那一次汤普森做了很好的回应，我们形成了较为辩证的关系。在汤普森去世之前，我们取得了和解。
问：由于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起，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以及霍尔的著作得到了广泛的阅读和注意。我曾经为《读书》杂志撰文介绍威廉姆斯的著作《文化与社会》和《关键词》，还组织过有关关键词的讨论。他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安：回答这一问题涉及你我曾谈到过的文化研究的问题。这也正是我要提及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潮流。这方面最为特殊的人物就是雷蒙•威廉姆斯。他的事业始于三十年代形成的那一代。二十年代末，他在二十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他的经历与汤普森差不多，在战争期间战斗过。但在战后，他没有参与那种积累资料式的历史研究，在许多年里扮演着一种孤独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他开始发展出一种非常原创性的、与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的观念，一方面，他的著作更为侧重于文化，集中于文学、戏剧等等；另一方面又更具理论性。一九六一年，汤普森在《新左翼评论》发表文章，攻击威廉姆斯“过度的文化主义”。但是这两人之间还有另一方面的争论。五年之后，当我与汤普森论战的时候，威廉姆斯更倾向于对我们。他是一个实证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他也有比对汤普森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坚持更为理论的方法，试图系统地发展理论的概念，并生发出自己的概念。从智性思维上说，他对我们这一代更为重要，也更具激发作用。我们与威廉姆斯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与汤普森的关系。《新左翼评论》上发表了许多他的文章。汤普森的文章是论战性的，而我们与威廉姆斯的关系则更具对话性。一九七八年，“新左翼书屋（New Left Books）”（Verso出版社的前身）出版了他题为《政治与文学》的长篇著作，《新左翼评论》后来发表了许多针对这部著作的详细讨论和回应。
八十年代，威廉姆斯从他自己在《文化与社会》中的早期立场转向了“文化唯物主义”。威廉姆斯的思考和著作始于文学和戏剧，但此时他开始注意到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电视。文化唯物主义的目标之一，是适当脱离纯粹的上层文学或作为一种典范的文学，转向一种更为广泛的领域，即意义的生产。这激发了进一步的发展可能，并因此产生了文化研究。霍尔成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曾经是《新左翼评论》的编辑，我的前任，后来创建了文化研究的专门机构，形成了文化研究中的伯明翰学派。但霍尔的文化研究与威廉姆斯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文化研究对于大众文化更为开放，也更具同情。他与威廉姆斯的共同点则是取消文化产品中审美标准的首要地位。伯明翰学派严肃地对待摇滚音乐、电视剧等“下层文化”。威廉姆斯本人从来没有直接从事过这类工作，但他的理论著作为此提供了空间。伯明翰学派并没有放弃社会批判的标准，而且试图将大众文化置于政治架构的分析之中。但是，其基本分析原则似乎是对大众文化的挪用或者说是创造性的挪用。在某种意义上，伯明翰学派是大众主义的。它与欧洲大陆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恰成对立，后者对大众文化具有更深的敌意，也更为理论化。总的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四种主要的因素：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理论研究和审美研究。我们这一代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学取向，试图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至于说威廉姆斯，他是完全独立地发展了他的文化研究的。
问：如何解释从经济史向文化研究的转变？您提及的译介大陆理论也许是一个原因，那么是否还存在具体的政治动因？我在这里具体指的是：六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的内在问题暴露出来，左翼（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右翼都开始批判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那么，这一政治转变对上述转变是否存在影响？
安：从历史语境的角度看，您说的完全正确。不过，在英国知识界内部，从经济方面转向文化方向与译介欧陆理论毫无关系，因为英国历史学家对欧陆理论完全没有兴趣，甚至持有敌意，只是我们这一代才开始译介欧陆理论。威廉姆斯后期确实对欧陆理论有兴趣，但他开始时几乎是与欧陆理论平行地发展了他自己的观念，在七十年代之前，他并不了解这些欧陆理论。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国，转向文化研究都是出于对经济统治、经济化约论和苏联官方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带有强烈的经济决定论倾向——的强烈拒绝。这一态度也联系着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拒绝。
此外，在英国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现象。这个现象在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中得以重构，即英国浪漫主义及其悠久的敌视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文学传统。布雷克、华兹华斯、雪莱、马修•阿诺德、柯勒律治等代表的十九世纪的文学和思想传统包含了浪漫主义对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批判，它们是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这些思想家未必都是左翼，如柯勒律治基本上是保守党。布雷克是一个激进派，但他的许多思想与保守党重合。这个传统是英国的一个内在的传统。威廉姆斯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莫里斯就是这个传统中的。
问：说到苏联问题，我想起了E．H．卡尔(E. H. Karl)，他与您谈及的传统有什么关系吗？他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多卷本历史著作与您谈及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
安：他与这里谈的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人并不怎么熟悉他。在他的晚年，我们与他有很好的关系。《新左翼评论》也发表了多伊彻关于他的评论。在这一代人中具有更大影响的是住在英国的波兰历史学家多伊彻（Issac Deutscher）。他写了非常好的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传记。我们非常仔细地阅读了这些著作。
问：多伊彻关于托洛茨基的传记已经由编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难得的传记。《读书》杂志曾经发表过有关的书评。回顾历史，六十年代对于全球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转折时期。东方知识分子由于国家社会主义而开始放弃或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起点可以说是六十年代。在西方，德国、法国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转向了文化批评。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中，包含了对于国家官僚制的批判，与韦伯和其他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存在呼应关系。与前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比，他们大大强化了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批判。一方面，这一转向使得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更多的听众。比如，八十年代，威廉姆斯和霍尔的理论传播到美国，首先在媒体研究中产生影响，继而发展为美国的文化研究，年轻一代似乎对此非常感兴趣。但另一方面，我总是在想，这一理论转向究竟削弱还是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也许在某些方面加强了，又在某些方面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
安：我想说明一点我个人的看法。七十年代中期，我写了一本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书，试图总结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欧洲马克思主义传统。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尽管存在不同的理论背景和政治取向，如有的受黑格尔的影响，有的受斯宾诺莎的影响，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存在着相近的历史条件：欧洲革命在二十年代被击溃了，而官僚体制在苏联获得了巩固，这些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背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出了非常丰富的传统，值得人们认真研究汲取。我的第三个观点是，尽管这个传统异常丰富，但它也存在着反面的东西，这与它偏离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第一个弱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如果马克思分析的中心是资本，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你不可能放弃这方面；第二个弱点，在政治方面，葛兰西提供了一些政治策略性的分析，如霸权理论，阵地站观念，等等。但葛兰西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一个例外。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列宁、考茨基、卢森堡等都有过许多策略性辩论，毛泽东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新民主主义论》，包含了极为精彩的政治策略分析。那是一个极为精彩的政治理论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是极为重要的。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完全缺乏这一方面。在我的这本书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的政治与经济性的著作。有四本极其重大的著作必须在此提及，一本是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书《晚期资本主义》，这本书几乎与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面世；第二本是法国人米歇尔•阿利叶特（Michel Aglietta）一九七四年的著作《资本主义操控理论》，由这本著作产生出了一个经济理论的学派；第三本是意大利的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漫长的二十世纪》，这是葛兰西学派与布罗代尔的结合；最近的一本著作是我在加州大学的同事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的作品，他研究了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三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些著作更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因此，尽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失败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包含着极为重要的丰富遗产和知识活力。
问：您的这本著作多年以前就已经翻译成了中文。刘北成先生告诉我，他已经翻译了您的另外两部历史著作，将在上海的某家出版社（我不记得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是上海三联书店）和台湾出版。顺便问一个问题：在欧洲，特别是英国，是否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感兴趣？我知道许多人研究苏联史，是否有人对中国革命进行研究？
安：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想象对六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极为重要的。让我先谈历史学方面。不少英国历史学家对中国感兴趣，李约瑟对中国文明和科学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成果。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试图展示在中国存在怎样的历史可能性。在政治上，他是左派，社会主义者，绝不是右翼。关于中国革命，有哈罗德（Isaacs Harold）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涉及第一次中国革命。他不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们没有写出专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著作。在我看来，这构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局限性，即使霍布斯鲍姆的多卷本著作也是如此。他的著作是非常了不起的，但缺点是对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兴趣。上面提到的一个历史学家多伊彻，写了一篇文章，比较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他论证说，文化大革命完全不是唯物主义的，与非常长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不相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一种强烈的道德化立场有关。与苏联进行比较，情况是不同的。苏联在整肃运动中不是以道德为名，而是说那些人是敌人、叛徒、间谍等等。
问：中国上层政治斗争中也有这类情况。但在基层情况有所不同，道德倾向比较明显。
安：一般而言，中国的经验在左派运动中有重大影响。首先，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从苏联借来了许多东西，但也有许多保留。毛对苏联有许多批判。其次，毛的写作本身包含着重要的、与当代息息相关的理论，这当然是一种奇特的马克思主义。如《矛盾论》等是极有洞见的著作。第三，文化大革命爆发，西方的年轻人广泛地将之视为——我想是误认为——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如果不涉及中国问题，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一九六三年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我说一九六三年，是因为那一年中苏论战公开化了。《新左翼评论》在文革期间发表了多篇关于文革的文章，多数——不是所有的——是同情的。
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问：在今天的中国知识界的讨论中，自由主义似乎成为争论的焦点。其实与其说自由主义成为争论的焦点，不如说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思潮成为争论的焦点。但是，许多人对于自由主义的变化不是很了解。能否请您谈一谈战后欧洲的自由主义是如何恢复它的活力的？
安：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四十年代初期，在西方，人们基本上认为自由主义已经是过时的事情了。但自一九四五年以后直到九十年代，自由主义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正在获得恢复，而不是象一九二九年那样处于危机之中，它从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了活力。此前并没有任何人预见到资本主义的这一长足的发展。事实上，只是在二战之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才开始变得极为稳定。议会制民主在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建立起来。南欧的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意大利也都先后民主化了。美国占领下的日本也获得惊人的经济发展，从而由西方产生的这一模式开始走出西方，漫延到西方之外的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基础模式上的变形。不过，这种从危机中恢复的经验也并不是新的模式，资本主义历史之中已经重复过多次。毋宁说，战后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学习了许多东西，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社会保障等等。在一定意义上，与其说是欧美的后社会主义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之外的传统具有恢复的能力，不如说是社会主义运动自身的更新或再生。因此，有人论证说社会主义拯救了自由主义。但也有人强调：拯救了自由主义的是美国，这一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陷入到法西斯主义经验之中，战争本身对于美国的经济起了恢复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论太平洋地区的自由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尽管苏联瓦解了，但中国，一个更为重要的国家，并没有解体，也许在以后的某个时候，它会成为改变全球经济格局的最为重要的动力。
我认为，在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中存在四种可能性或模式：第一，或湮没或消失，即原有的形态彻底消失了；其次，变形，即原有经验解体了，但它的一些因素或主题在另一传统中重新出现；第三，转变，即从原有传统中再生出一种新的东西；最后，原有传统形态本身重新获得活力。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四种历史可能性。谈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这四种变化的模式可以作为参考。
问：二战以后，左右两派开始批判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将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联系起来，将社会主义视为“通往奴役之路”、极权主义或“理性的滥用”；而左翼同样将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联系起来，如马尔库塞。这类争论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也同样出现了。相比较而言，自由主义在讨论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宣传工作，而左翼对纳粹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似乎缺少系统的说明，那些早期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基本上被忘却了。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涉及了一点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但似乎是举例式的。在这方面卡尔•博兰尼的《大转变》是一个经典性的著作，它分析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与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
安：让我对您的问题作些回应。汉娜•阿伦特写过极权主义一书。她用极权主义来形容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然而，虽然这两者确实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专制，但它们仍然是极为不同的，有着不同的历史基础和社会背景。这两种不同的专制并不能真正放置在同一个分析范畴之中。先来看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我们需要的是历史的分析。在这一方面，存在着左翼（马克思主义的）和右翼（大体上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两种解释传统。首先对苏俄的专制倾向进行反思的是三十年代的左翼，卡尔•考茨基和列昂•托洛茨基。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对俄国的现象进行分析，表现出至今仍令人叹服的思维活力。其基本观点在于，马克思原来的预见是，社会主义会首先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发生，即城市化、工业化、文化、法律等等都最为发达的地区。但实际上，建立社会主义的事业主要发生在极为落后的国家——俄国。这就造成了俄国革命一个基本的内在矛盾。当时的俄国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属于落后国家，而且也是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战争已经将这个国家打得四分五裂。先是国内战争，然后是卫国战争，摧毁了整个经济。在这一条件下，工人阶级，本来应该是革命的主体，现在却变得非常弱小，从而被党、官僚机制等支配，结果就产生了极权主义。这里的关键的问题是：落后的环境与大众民主的匮乏相互联系，计划体制控制一切。这并不是说计划本身有什么错，而是因为计划是官僚体制的计划，由于没有相应的民主机制，它并不了解人们的真正需求，同时也没有人能够真正控制这一官僚体制。这就是左派的批评。
问：类似的反思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也曾出现过。例如关于中国革命与农民的关系的讨论，以及中国产业工人阶级的弱小及其与农民的深刻联系等等，就寓含了这样的意思。但是，这类讨论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基本上消失了。换句话说，探讨社会专制根源的左翼传统在当代中国基本上消失了。
安：右翼对社会专制的总结是这样的，它认为，任何社会只要将政治和经济混淆在一起，在其中国家垄断财产，那么，就必然会出现极权主义。这也是哈耶克的观念。缺少国家与私有产权的分离，就会产生极权主义。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批评。左翼认为专制产生于缺少大众的民主，而右翼认为计划本身就是专制的起源，因此必须反计划，唯一能够保障民主的就是私人产权。
问：这些反思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而言的。但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形式并不仅仅是斯大林主义。比如法西斯主义，它产生于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您怎样看自由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
安：对自由主义而言，法西斯主义始终是一个尴尬的话题。为什么？这是因为法西斯体制虽然有其计划，但基本上它是资本主义的，不干预私人财产。德国没有取消市场。私人产权并没有改变法西斯体制。从左翼的角度说，法西斯是那些被击败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一次大战后，德国、意大利出现了多次无产阶级参与的革命。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因此迫切需要激烈的反革命运动。你提及的马尔库塞《单面人》中的有关叙述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战争期间，始终保持了理论上有力的内在连贯性的自由主义是奥地利的经济学派，哈耶克成为其中著名的象征。哈耶克的老师米瑟斯本人并不想要法西斯主义，但在两次战争期间，奥地利出现了强大的劳工运动，在他的眼中，这是对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他的选择是天主教的政党，具有专制取向。当然，您说马尔库塞的讨论只是举例式的。但实际上事情远远超出了孤立的例子的意义，因为米瑟斯在当时的欧洲思想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具有连贯性的人物。只要看一看他的著作《自由主义》就很清楚了，他在这本书里说，只要法西斯主义能够击败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我们就应该感谢法西斯主义。哈耶克从未反驳过这一点，甚至从来也没有谈论过这一点。他在三十年代时的想法很可能也是差不多的，虽然我们无从得知。
问：法西斯主义对于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本身也提出了挑战。希特勒是通过选举登上权力巅峰的。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看，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有许多交叉重叠和相互学习的地方。但也有完全难以调和的部分。欧洲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关系是怎样的？
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要说来，在起源上，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是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而出现的。它是一种以法律规则和个人产权为名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传统、特别是雅各宾传统的强烈批判。就它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而言，这是一种保守主义立场，但它是一种伪保守主义，因为它同样反对中央国家的权力滥用，而并不是说专制政体更好。这种法国自由主义的最为精彩的代表是本雅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他深深卷入了法国大革命。他对自由主义的最大的贡献是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别。古代的自由，如希腊和罗马的自由，表现为公民全面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公民是自由的，是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权力，可以积极地通过投票作出集体的决定。贡斯当认为这在古代的小的城邦国家中是可能的。但这也非常危险，因为这些城邦国家是高度军事化的，所以，极易陷入相互之间的战争。在现代社会，贡斯当论证说，这是极为危险，而且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社会是规模巨大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共同直接地参与国家事务是不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是商业社会而不是军事社会，人们想的是赚钱，而不是战争，这是一件好事。在这一条件下，不是积极自由，而是消极自由，即不被国家干预的权利，成为最为重要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与民主的思想背道而驰，因为民主正是从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古代传统中产生的。在生活中，社会成员总是需要做些什么，需要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这就有了企业营运的自由、婚姻的自由、职业选择的自由等等，但这些都并没有包含参与国家这个社会共同体的事务的自由。就对法国大革命和雅各宾党的批判而言，自由主义认为雅各宾党犯了严重的历史错误，竟然以为可以在现代条件下再造古代的自由，这就导致了专制的祸根。托克维尔是极为智慧的人，从社会思考的角度说比贡斯当要深刻，但贡斯当从思想的角度说更具有原创性。这是半保守主义，它一方面反对民主，但另一方面也反对绝对主义。自由主义从其最深的起源上包含着支持早期法国大革命的因素。
问：自由主义的这种反民主倾向后来发生了变化，以致产生了与社会主义的许多交叉之处。从理论的角度说，这是与您说的这一点相关的，即自由主义从根底里包含着对早期法国大革命的支持，它内部包含了保守与激进的张力。
安：是的。在十九世纪，别的国家的情况不同于法国，有产阶级并没有直接面对社会革命的威胁。那里的自由主义因此能够较为开放，我指的是向社会问题的开放。英国的和后来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家开始对贡斯当理论中的反民主取向感到不安。即使托克维尔也包含了这一点，虽然不是很多。他们面对的仍然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私人继承关系决定着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分化，这一条件促成了社会良心的发展。沿着这样一种逻辑，一些杰出的自由主义者向社会主义立场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弥尔就是如此。他是一个极为诚实的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作为政治经济学家，认真地考虑了财富的分配问题。他开始注意社会主义时还只是把这作为一种理想，一种乌托邦，但后来他就开始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实践性的解决方案。另一个例子是贝特兰•罗素，他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但他年轻时去过一战前的德国，研究了德国的社会民主运动，后来成为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第三个例子是美国的杜威，他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也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一战之后，他从自由主义原则出发，对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发展感到忧虑，那时他访问了俄国、墨西哥和中国三个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罗尔斯可以作为当代的一个类似的例子。他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也谈到他的理论与市场社会主义相互匹配，他对社会主义有深刻的同情。因此，在政治上，他也可以看作是一位社会民主主义者，尽管从国际主义角度来说，他的立场比弥尔、罗素和杜威要偏右。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意大利的波比奥(Norberto Bobbio)，他从一开始就形容自己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试图系统地发展这一理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左翼的知识分子，都需要尊重别的传统，而不是对别的传统如自由主义持有简单的敌意或拒斥。
问：当代的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对于自由主义的敌意源自另一语境，即冷战时代的自由主义和当代居于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与上述传统是极为不同的，也是和八十年代以批判国家专制主义的自由主义极为不同的。这一新自由主义对于强权的依赖要紧密得多，似乎背弃了上述自由主义的传统，从而也背弃了自由主义传统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
安：确实如此。比如前面谈到的罗尔斯，他的影响局限在学院中，在学院之外几乎没有影响。二战之后，主流自由主义传统与上述的自由主义并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这时出现了极为保守的、甚至是军事主义的自由主义。哈耶克的传统在这一潮流中成为支配性的主流。这一主流自由主义的价值是什么呢？公司自由、财团自由，以及作为所有这些权利保障的战争逻辑。民主不仅与此无关，而且对这些权利构成威胁，哈耶克对此非常清楚。如果存在民主，那么民众将通过民主投票要求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而毁掉上述自由。因此，自由需要国家无力干预经济。从这个角度说，极权主义的国家可能较之民主国家更为自由。这并非仅仅是理论的预设，而且诉诸实践。弗里德曼在七十年代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经济决策，智利政变时，他支持的就是皮诺切特一方。军事独裁与市场经济可以并行不悖。你早先说到意大利的情况，米瑟斯为墨索里尼辩护，而弗里德曼则为皮诺切特辩护。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连贯的线索。只要阅读他们的著作，就可以毫无疑义地看到这一点。
问：当代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反民主特点值得注意。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吗？
安：为了控制民主的危险，方法之一是在立法机构中形成上下院的制度。哈耶克在七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中并进一步明确要求，应当只赋予那些中年以上的上院成员以投票权。自由主义是一个战场。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自由主义传统在智性思维上（intellectually）是极有意思的，但主流传统则瓦解了这种智性思维上的兴趣。我并不是说哈耶克的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很乏味。事实上，哈耶克的思考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是一位极为有力的经济学家。历史地看，弗里德曼不过是个小人物，哈耶克则是一个大家，虽然他在政治民主的问题上是反动的。
问：让我们回到极权主义问题上来。左右翼都对极权主义的根源作出了解释，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安：如果右翼的解释是正确的，任何民主的计划都必然是极权主义的。如果左翼的解释是正确的，苏联的错误就不是计划本身，而是缺乏民主参与的机制。公民作为国家的成员，就需要以民主的方式参与经济问题的决定，而不是简单将经济问题交给市场自我运作。这是左右分歧的焦点。另外还有一个我本人并不相信的观点，按照左右翼理论的逻辑前提——它们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来推断，国家本身必然是专制的、极权的、实行暴力镇压的。但与此逻辑不同的是，苏联式的大规模屠杀并没有在所有国家都出现，与此同时，现代史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极权和专制形式。中国的情况与苏联的情况就极为不同，文化大革命导致了许多人的死亡，这样的或那样的死亡，但并没有产生苏联式的大规模屠杀。二十世纪出现了许多独裁形式，并不是所有的独裁形式都产生了苏联或德国的情况。对此，至今人们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哥德哈根的新著认为整个德国民族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引起了许多争论。哈贝马斯支持这本书。这些问题仍然是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问题。
三、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问：十九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同时与民族主义问题联系在一起，都与民族自决运动密切相关。但是，民族主义本身有不同历史形式。民族自决运动是一种形式，帝国主义是一种形式，社会主义的建国运动也是一种形式。十九世纪至今，民族主义同时也是和国际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您曾经说过，在讨论民族主义的时候，不讨论国际主义的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比如说，自由主义的公民权利理论是以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为模式的，而社会主义建国运动可以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结果。因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者都与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讨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讨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
安：历史地看，在西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时代。人们常常谈论十八世纪的爱国主义，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美国革命、法国革命都具有很强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内涵。但同时，在这些革命中也有很强的国际主义方面，如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美国革命中，极为著名的宣传家是英国知识分子潘恩，法国将军拉法耶特也为此战斗。这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人觉得奇怪。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潘恩成为法国国民议会的成员。德国人，无政府主义者，包括一些著名的人物，也加入了法国国民议会。在这个时期，并不存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大的矛盾。另一个爱国主义的例子是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许多解放者在解放了一个国家之后，又去另一国家，然后再去又一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你是民族的爱国主义者，你也需要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与别的人民共同奋斗。在十九世纪晚期，自由主义非常支持民族自决。在这个时期，自由主义的敌人之一是绝对主义国家。到十九世纪中期，绝对主义国家的特点之一是多民族国家，如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等等。这些都是非民族国家。自由主义反对这种绝对主义国家的统治。它很自然地与民族运动联合起来。但同时，从十九世纪开始，这种民族主义也是和国际主义连结在一起的。如意大利革命的英雄加里波蒂，他是一个将军，在一八四八年，他先创建了罗马共和国，而后解放了整个意大利。他被看作是一个意大利的民族英雄。但人们忘记了他在南美度过了大半生，在巴西、阿根廷从事解放运动。即使在他成为意大利的民族英雄之后，在普法战争期间，他还被选为法国国民议会的尼斯和巴黎代表。他志愿成为将军，为法国抵抗德国的入侵。一八六0年代，当美国国内战争爆发的时候，因为加里波蒂是出名的将军，林肯曾邀请他到美国去为北方打仗，但是加里波蒂拒绝了。他说，你还没有反对奴隶制度，我不能为你作战。同样的，在社会主义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等支持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爱尔兰的统一建国运动。但同时他们建立了第一国际。这是一八五0到一八七0年代的情况。
问：这一民族自决运动与后来的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是极为不同的。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如何发展的呢？
安：一八七0年代之后，民族主义体现在了不同的意义上，不再是一种从下层出发反抗现存国家体制的运动，相反，它成为西方大国的意识形态，并采取了帝国主义的形式。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发展出了非常强大的民族主义宣传机器，力图将工人阶级人口拖离社会主义方向而转入民族主义，让他们忠诚于现存的权力，并代表国家机器去与邻国作战。因此，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进步的自由主义都开始强烈地反抗民族主义。他们能够感觉到民族主义的危险。列宁曾经为民族自决辩护，但这时他也对民族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由主义对于民族主义的疯狂感到震惊，而社会主义者则目睹了被民族主义叛卖的过程：社会民主党将工人送去屠杀，从而引发了第三国际的形成。三十年代，在帝国主义的西方，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加强。在那些一战中的战败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等等——产生了法西斯主义。
问：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促成了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这对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转折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
安：可以说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相呼应，在殖民地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这些地区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持久地、一贯地支持民族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的图景：德国入侵了整个欧洲，日本占领了大部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合得以恢复，亚洲、美洲和非洲均出现了这一情形。中国革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越南、印度的情形也极为相近，出现了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这是一个非殖民化的时期。即使在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因为意大利、法国、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组织了反抗纳粹的斗争，并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从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到七十年代，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出现了民族运动与社会主义的重新联合。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已经不是主流。这时的自由主义就是哈耶克所代表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它们完全反对任何民族运动，因为民族运动构成了一种贸易保护，从而限制了自由贸易。
问：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资本主义全面推进，您怎样理解这一时代及其民族主义问题？
安：在八十至九十年代，你能看见的是两件事情：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但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弱化了所有的民族国家。这一情况下导致了双重的失去方向的感觉。一方面，左翼失去了方向感，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二十世纪的左翼一向是和民族国家的框架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民族国家框架大大弱化了，你该选择怎样的策略？跨国资本是一个比国家帝国主义困难得多的敌人。但另一方面，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也失去了方向，他们欢迎世界资本主义的胜利，但这个全球化的胜利很难被界定为西方传统的胜利，而这个传统却是保守的自由主义强烈认同的。基本上，你可以发现这一悖论：从一七五0年开始，资本主义试图将自己扩展到全世界，而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重心开始偏离欧美的中心。自由主义话语经常谈论的是全球经济的——政治上也日益发展的——一体化，但当代的紧张、冲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文化和文明，而自由主义对文化差异、文化冲突等讨论感到极不舒服。因此，他们也感到丧失了方向感。
问：全球化过程不是一个外在于民族国家的过程，不是一个单纯地由外向内的过程，它也是一个社会的内部发生变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历史几乎就是这样的一部历史。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纠葛就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中国经济和社会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化过程的时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国际主义的情怀几乎完全消退了。
在结束谈话之前，我想请你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些建议，因为说到底讨论这些历史问题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形成新的知识分子文化。
安：我认为，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首要的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的道路进行自我反省：过去怎样？现在怎样？应该怎样？中国具有特别强大的知识分子传统，它能够赋予中国知识分子以信心。我想西方不存在这样一种特殊的传统，日本也不存在。尽管中国这个传统在过去几十年中被压抑了，但这个传统创造的自我形象仍然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着影响。然而，在当代中国，我能够感觉到许多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力感。在这个意义上，看一看美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也许有助于理解这种情况。美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彻底地孤立在学院中，他们拥有一定的特权，可是与外界没有什么关系；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我们称之为政策知识分子，他们与国家紧密相关，最为出名的例子大概就是基辛格。你也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头等的战争罪犯。从六十年代肯尼迪时代开始，每一届美国政府都从大学中挑选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扮演了极坏的角色，他们为国家的行为提供理由和策略，这太糟糕了。他们完全失去了所有的独立性。这两个方面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开始出现了：一方面，有些知识分子觉得政治是肮脏的、大众文化如此堕落，他们在大学中发展他们的专业学术；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他们成为党和国家的顾问，也许在将来也会扮演某种角色。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两者可能都是危险的。
问：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参照系就是美国。因此，美国的知识分子模式也被视为一种先进的模式。我们的想象空间似乎大大扩大了，但另一方面又极大地缩小了。
安：美国知识分子的上述两种情形包含了极大的政治盲点。我们需要从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作比较的话，不要总是与美国作比较，日本、韩国、印度，就在中国的周边，世界上存在着与美国不同的知识分子传统，他们仍然具有重要的活力。如果谈论西方的话，欧洲也存在着完全不同于美国的知识分子传统。我在美国教书，接触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我有几点建议。首先，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摆脱有关“大”的幻觉：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长久的传统等等。不要有这种优越感。这种想象的代价无非是要成为另一个大国或霸权——与美国类似——而已。其次，在大众文化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现象之时，对知识分子而言存在另外两种危险：一种是美国式的文化研究，它对所有的大众文化进行研究，包括那些垃圾电影，在这类研究中，批判性的视野完全丧失了；这是知识分子的腐败，堕落为庸俗的大众主义。另一种是欧洲的传统，他们对大众文化抱有敌意，对文化工业持有基本批判，但因此常常无法逼近地理解大众文化。我接触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这种倾向。
问：您的意思是：既需要逼近地了解，又需要保持批判性？
安：是的。此外，有些重要的问题是亟待关注的。第一，许多人关注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的批评，这很重要。但是，建筑、城市空间等等问题也迫切地需要许多具有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积极地介入和参与，刺激公众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识，包括设计新的人们需要的建筑。这是极为重要的。（汪插话：您去中国访问时大概看到了许多恶俗不堪的、数量巨大的建筑群吧？）第二，财产权的辩论是极为重要的。你谈到了一些对崔之元的评论。我相信他正在发展他的同事罗伯特•昂格尔提出的概念，即一种非聚集性的财产权概念，目的是摆脱财产权的二元论：不是国家产权，就是私人产权。发展不同的财产权概念，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中国正在处于财产权转换的过程中，应该避免那种简单的产权二元论。例如电视这样的公共财产如何才能成为真正公众的？最后，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我感到需要某种批判性的平衡，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政治文化。我在韩国感觉到一种剧烈的两极震荡，在中国也有同感，即一方面是在政治生活中存在高度强烈的、难以置信的道德主义，另一方面则是难以置信的实用主义。我的描述容或有误，但这对形成一种良性的政治文化似乎是不利的。
关于阿凡达
时间的起源与理性
坐在窗边，感觉时间一点点的划过。时间，是一个奇特而抽象的概念，看不见，摸不着，却就在身边，规定着约束着一切。现代时间的概念无疑是理性的，一片连接着一片，不曾停止，不曾加速，也不曾像所有的物质一样热胀冷缩。一年，一个月，一个星期，二十四小时，六十分钟，六十秒，滴滴答答的时钟丈量着。每个人都生活在时间之中，八个小时去睡觉，七点钟起床，八点上班，下午五点半小学生放学，周而复始。这是个理性规定的世界。
理性无疑是人的发明。理性走到人类精神的前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从精神起源的角度梳理关键概念，理性精神之外，宗教绝对是一个同等重量级的概念。宗教的时间同样是或者曾经规定着人的一切。上帝用七天创造了这个世界，人类因此而效仿上帝，辛劳之后有周天来休憩，继而开始新一周的劳作。宗教的时间隐约还在我们周围，用或隐或显的方式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和时间
如果时间的起源的概念被置换为人的时间概念如何生成，也许考察时间和理性及宗教的关系是大部分要做的工作。可是，如果是时间的概念本身呢？如果是在理性和宗教发明之前呢？时间的概念存在吗？也许人类学的考察才是更早期的时间起源的必经之所。时间如果祛除了理性和宗教的色彩，返回更原始更自然的形态，是什么样子？可以确认的是白昼更换，四季交替，斗转星移这些自然物质现象规定了时间的外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随着冬夏的交替游牧迁徙。这的确是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时间理解沿袭到今日依然嵌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这种原始的时间理解是无始无终的，不存在一个起点，也不存在一个终点，只有在周而复始的存在中永恒复返。
当然，这个时间依然是人的时间概念，尽管更原始更自然。然而，如果我们在往前走一点，时间的起源呢？也许，在时间的概念不存在的情况下，时间起源的问题就成为了一个伪问题，回答只能是没有时间。
刘禾：对美国大学的四大误解
刘禾：对美国大学的四大误解(转帖)
一、关于文理学院和职业教育
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可能非常出名，但走进美国校园，你会发现，它们都处于校园的“边缘位置”
解放周末：美国高等教育和中国高等教育有很大的不同。您1990年获得哈佛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您感受到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刘禾：说到不同，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文理学院”的理念和建制，它在美国高校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毫不夸张地说，文理学院是美国教育最引以为豪的精髓。
比如，我们走进任何一所美国研究型大学，一进大门，首先看到的重要建筑，往往就是文理学院。比如伯克利加州大学，大门一进去，正对的楼，是文理学院下属的英语系，斜对面的楼是历史系、比较文学系，还有文理学院其他的系。无论是在哈佛，还是在其他常青藤大学，文理学院都占据校园最中心、最引人注目的位置。
解放周末：在人们的印象中，哈佛法学院、商学院在世界排名数一数二，哈佛应该也以它们为荣。
刘禾：哈佛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和政府学院都非常出名，但是当你走进哈佛大学的主校园时，就会发现，上述学院都处于主校园之外或“边缘位置”。很少看到美国的哪一所研究型大学，一进主校园的正门就是法学院的大楼，新闻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职业学院等也从来不会占据校园空间的中心位置。
解放周末：这和我们当前不少高校，法学、工商管理、金融等热门院系的建筑十分突出形成了对比。美国大学的空间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
刘禾：没有任何条文规定，这是在历史的传承中不约而同、自然而然形成的。文理学院的英文是 liberal arts college。这里的 arts 指的是欧洲中世纪教育传统中“七艺”概念———即文法、论辩术、逻辑学、算学、几何学、天文学、音乐。美国的大学承续了欧洲大学的传统，重视广义的现代版的“七艺”，也就是文理双修，同时也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
其实，把liberal arts college 翻译成“文理学院”还是不太理想。我个人倾向于把它译成“开明文理学院”，liberal 在这里含有“开明”和“开智”的意思。在香港，它被译成“博雅教育”，从字面上看好像主要指文科方面的教育。
解放周末：在中国大陆，通常被称为“通识教育”，台湾也有称为“全人教育”。
刘禾：不管被译成“博雅教育”还是“通识教育”或其他，liberal arts education强调的是通过教育把“人格”树立起来，塑造一个完整的、大写的“人”。这个教育理念，其目标不在于让学生掌握一些具体的谋生技能，也不提供职业方面的训练，而是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使他/她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的文化背景，高度的教养，道德、文化水平和判断能力的人。
解放周末：文理学院是通过何种途径达到这一培养目标的？
刘禾：开明文理学院的本科教育内容有三大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通常不设“职业”性的专业。学生要在三大主要领域里各选一定的学分，才能完成大学本科的学习。大学四年，首先是对知识的没有界限的学习，经过一个阶段后缩小兴趣范围，对专业方面开始有一定的了解。也就是说，开明文理教育不等于是在职业教育之外再添一点文史知识，更不意味着能搞点音乐、聊点艺术，就是完整的人了。
二、关于办学规模
在美国，许多小小的文理学院声誉不亚于哈佛、耶鲁等名校
解放周末：美国大学的空间布局，无声地折射出它的教育理念。而理念是制度设计的基础。
刘禾：对。开明文理学院的另一重要性，便是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大学的建制。美国的大学，从教学和研究的体制上看，基本上有以下几类。综合大学(四年大学学制，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开明文理学院(四年大学学制，只授学士学位)，和公立社区学院(两年制，授结业证书或转学的副学士学位)。其中，四年制的综合大学里面还有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之分。
一流研究型大学，除了本科生的开明文理学院，通常设有文理研究生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经管学院等研究生院。开明文理学院承担了培养本科生的任务，文理研究生院负责培养博士生，因此两者的规模比那些以培养硕士生为主的职业学院都庞大。需要强调的是，博士生的培养和学术研究主要是由文理研究生院的教授承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多数都执教于文理学院的经济系，而不在商学院或经管学院。
解放周末：文理研究生院培养的人才和其他学院培养的有何不同？
刘禾：法学院、医学院、经管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等培养的主要是硕士，提供的是某个具体行业所需的职业和专业训练。文理学院毕业的学生，如果有志于进入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可以申请到经管学院或商学院攻读硕士，如果想今后在大学或科研机构专事研究工作，那么通常选择攻读文理学院的经济系博士学位。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文理研究生院培养的主要是研究型人才。而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研究生院并不培养科学家，也不培养思想家，而是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岗位。
刘禾：是的。层次不同、分工不同。
解放周末：大量具有职业技能的硕士生，是否会给一般本科毕业生造成就业压力？
刘禾：事实并非如此。文理学院的教育，已经给学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能够满足大多数岗位的需求，是名副其实的“通才”教育。不少学校的本科毕业生，因为优异的综合素质、巨大的潜力，在毕业时十分抢手。
现在，在本科生阶段想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日益增多，许多中国家长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名牌大学。但我在前面提到的第二类学校，即四年大学学制、只授学士学位的开明文理学院，由于规模小，因此经常被广大的中国家长所忽略。
解放周末：在中国的许多家长看来，“学院”比起“大学”，总是等而下之。教育界似乎也有这种心态，因此近年来，许多“学院”都努力提升硬件，升格成为大学。尤其是前几年风靡一时的高校大合并，几乎让所有的“学院”都消失殆尽。
刘禾：在这点上，美国的教育理念有着很大不同。在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独立的开明文理学院尽管规模小，但往往代表着最经典的、最高质量的本科教育。在美国，独立的本科生学院，且不说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现代工科学院，传统的开明文理学院如安姆斯特学院、威廉姆斯学院、韦尔斯利学院都是一流的，声誉和学费往往不亚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名校的本科生文理学院，因而成为很多美国精英阶层的首选。
解放周末：有一句西方谚语是：小的往往是好的。
刘禾：对。通常这样的学院只有两千多名学生，正因为小，教师才能够集中精力进行教学，不必花费大量的精力从事科学实验和论文发表。同时，由于规模小，师生间互动密切，这对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都非常有帮助。
解放周末：可以这么说，“小”并不意味着弱，相反，一窝蜂地求“大”，反而会造成虚假繁荣的局面。
刘禾：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扩招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的开明文理学院有4000多个在校本科生，如果想要扩招50-100个学生，就必须进行慎重的考虑，因为一旦把入学门槛降低，声望也会随之降低。所以，我们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几所大学的开明文理学院都相互攀比，都不敢轻易扩招。
三、关于教师考核标准
在美国高校，我们不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的标准为标准，而是以自己的学术眼光为唯一标准
解放周末：近年来，中国高校的管理模式引起许多议论。比如，有学者呼吁：延续了多年的大学教师选留和升等制度弊端日益严重，需要反思。在这方面，美国高校有何可以借鉴的？
刘禾：在这点上，美国的终身教授制度不得不提。
美国大学教授的聘任，基本上是以教学年限与学术成果为考评标准的。教授每隔两三年应在学术方面上一个台阶，如果到了规定的年限，通常是任教职的六七年之内，还达不到取得终身教职的要求，这个人就会被解聘。这个制度，一方面能保证人才的流动性，同时又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留住真正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教授。
解放周末：“终身教授”意味着十分稳定的“铁饭碗”，它的好处在哪里？
刘禾：终身职位是美国的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终身职位制度，那些发表不受社会欢迎的观点的教授，就很有可能被解雇；而一些教授会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去取悦于上级或者公众。因此，终身教授制度能保证学界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高校自由批评的空间，发挥大学对于整个社会的批评功能。
解放周末：但“铁饭碗”也可能导致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滋养惰性，不思进取。
刘禾：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但就我的观察，这样的人是极少数。对绝大多数终身教授而言，工作本身就是对他的激励。从整体来说，终身教授制度还是利大于弊，当然可以作进一步完善。
解放周末：对教师的具体考核是怎样的？近年来，中国高校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让学生给老师打分等等。
刘禾：美国大学也让学生给教授的教学打分，但这是考核的一小部分。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对学者的考核，主要是同行考核。通常是，系主任任命三名终身教授组成委员会，对某学者提交的所有学术成果，逐一仔细研读，得出独立的判断，展开讨论，同时也会邀请校外的专家评估这位教授的学术成果。随后，学术委员会提交一个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必须在全系的资深教授当中经过讨论和表决，然后和系主任的独立报告汇总，提交院一级的评审委员会，院级的评审委员也通常由三人组成，会进行新一轮的阅读和辩论，然后再对当事人的续聘、是否晋升为终身职的教授等提出建议。这其中的关键是，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都是保密的，保证专家进行独立、公正的判断。
解放周末：在中国教师的考核过程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发表于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的论文。
刘禾：我认为，考核不应该简单地看看统计数字，这是没有学术自信的表现。在美国高校，发表论文的刊物的名声，是一个参考因素，但即使是名声极好的刊物，我们仍然不以它的标准为标准。我有一位同事，他从事的是一部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注释工作，工程巨大，花费了十几年。虽然很长时间都看不到成果，但所有的同行都知道这个工作的价值，因此尽管当时还没有多少文章发表，但他仍然获得了名校的终身教职。
解放周末：不看资历看能力，不看文凭看水平，不看数量看质量。
刘禾：是的，所以，这样的评审工作量非常大。但是，了解本专业的同行在研究什么，达到何等水平，有哪些学界新动向，这对于自身的研究也是大有好处的
解放周末：同行评审，不仅能保证专业性，还能够促进整个行业研究的发展。但是，同一专业的研究者毕竟人数有限，低头不见抬头见，如何避免人情的作用？
刘禾：假如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被人泄露出来，那么谁泄露了名单，谁就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学界，大家都十分爱惜自己的学术名声。硬性的法律规定并不能约束所有事情，口碑的影响力也很大。
四、关于博士的培养
在职攻读博士，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事。博士期间，并不需要急着发文章、出成果
解放周末：学界的学术生态是至关重要的，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手段来正本清源？
刘禾：保持健康良好的学术生态，我的建议是，首先是要保持一个相对稳定而不受外界干扰的学术界。首先必须从博士生教育这一环节开始。
还是以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为例，一个学生攻读博士，其求学费用都是由学校的研究生院负担。因此，每年每个专业的博士生招收的数量并不多，一般文科需要 7-8年，毕业后，基本上都是当教授或专家。如果拿着博士学位去社会求职，许多机构、公司不可能要你———因为学历过高，成本也太大。
解放周末：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的失业率也上升了，高校是否会扩招？
刘禾：最近申请高校的人增加了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会扩招一点，因为这两类学生的教育是收费的，学校出于利益考虑会有限度地扩招。博士生不但不会扩招，还在缩减名额。博士生扩招，它会破坏生产学者和教授的体系，导致培养出来的人鱼龙混杂，“学界”的这个概念就模糊了。
解放周末：美国高校里的硕士、博士是不是有发表论文的压力？
刘禾：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导师说，你不要急着发文章、出成果，你现在就是要好好接受学术训练，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写论文。况且博士的课程要求十分严格，压力很大。
解放周末：在美国，是否也可以在职攻读博士生，甚至可以读在职博士后？
刘禾：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它怎能保证博士教育的质量呢？美国文科的“博士后”经常是为短期内无法找到正式工作的博士提供的学术交流或专业训练的岗位，不是正式学历的一部分。自然科学的“博士后”意味着加入某个大学或研究部门的科学研究或实验小组的工作，从事一段专门研究，同样也不是正式学历的一部分。同样，我也很诧异，我们中国有“博导”这一称谓，这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是闻所未闻的。只要是博士毕业，进入了研究领域，就都可以担任“博导”。博导并不比副教授和教授更高级。
解放周末：最后还想问一下，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大学搞不搞“创收”？
刘禾：这要从美国大学的经费来源说起。除了公立大学有州一级的政府拨款外，美国的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除了一小部分为学费，还有大量的社会捐款，这就保证了学校的正常运作。此外，美国有种类繁多、来源不一的科研基金，研究者可以提出申请，用这些钱来增设博士生、博士后的位置，吸引人才，完成项目研究。这些基金的独立运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大学教授和某些利益集团的直接挂钩。
解放周末：会否出现一边担任大学教授，同时又是公司董事长的情况？
刘禾：这在美国叫做 conflict of interest 或公私之间的利益冲突。大学教授是全职工作，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不允许公私兼顾，而出现利益冲突的。这是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大学教授当公司的董事长或一个公司的全职雇员就必须离开大学岗位。不过，研究型大学的理工科、法学院、经管学院等职业学院中，经常有教授被聘为某些专业方面的“顾问”，其收入必须向大学上交一定的比例，可是一旦出现公私之间的利益冲突，此人就必须做出选择。2008年，哈佛医学院的著名儿童心理学权威彼得曼教授利欲熏心，模糊了纯科学研究和他在某制药公司的“顾问”身份，误导公众，立刻被视为丑闻。假如这种事情不再被当作丑闻，而被习以为常，那么学术界和科学家的公信力就会消失殆尽，这对全社会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
大江健三郎: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
转自北大中文论坛
这是我第6 次访问中国。每次来中国，我都有幸跟年轻人讲话。等我回到日本，我又跟日本年轻人说起和中国年轻人说过的话。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在我心里，一直以来都怀着一个梦想。
我在想，不知道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共同对话的场所，为了那些在中国听我讲话的中国年轻人，和那些在日本听我讲话的日本年轻人。因为我觉得，没准儿，要是听了我讲话的中国的年轻人，在某处遇到了另一个听了我讲话的人，然后，两人发现他们都听过我讲话，于是就交谈起来，你对大江的讲话有什么看法和感受？从日本来到中国的人们和中国的年轻人之间，还有，从中国来到日本的人们和日本的年轻人之间，可能会需要这样一个场所。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对话的场所可能会在纽约、柏林或巴黎，在那里各自留学的年轻人，因为某种机缘而成为了朋友。
然而，随着因特网在全世界的普及，我的梦想变得更加真实。今天，我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如果和在日本，比如说和去年或前年在东京大学所做的讲演在主题上有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很快在北京和东京之间，在因特网上，就会有很多人以我的讲话为基础自由地展开讨论。
因特网时代的“语言运动”
实际上，在因特网刚开始普及的时候，我在东京还没有上网，却到北京和100 个中国年轻人在因特网上进行了一次1 对100 人的对话。那是一个网络四通八达的电台，好像是叫“FM365”，对话地点在他们的本部大楼里。
100 个年轻人的提问，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整理成一行行的文字。100 行文字排列在我面前的屏幕上，由我来逐个回答。然后，针对我的回答，他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我就接着再回答。如果要问我这么做是否有什么确实的成果，说实话，我现在还是不得而知。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当屏幕上放出我的照片，并向网民提问“你对这个日本人的印象如何”的时候，来自因特网上的第一个回答是一个高中女生写的。她批评我说:“大江先生很土。”“Tu”，写作汉字“土”，就是“很乡下”、“很老土”的意思。然后，在这个回答出来之后，网上立刻出现了很多赞同的跟帖。我所在的演播室里的那个大屏幕，一大半都被“土”字给盖住了。虽然我心里很是失望，但还是觉得，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在世界各个地方，利用因特网，让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广场，打开沟通的渠道，进行讨论，那么，就会出现从未有过的广泛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性如今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的生活重心并不是上网，而是阅读书籍。今天聚集到此的年轻人中间，应该有很多人虽身在中国，却能自由地跨越国境，在因特网上(比如说和东京的学生们)谈论着发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事情。
就在我来北京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 日，星期四，有人提出倡议，号召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纽约建立联络点，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我响应了这一号召，并回信表示自己也要加入其中。然后，我又把这个倡议书转发给了好几个朋友，他们都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是因为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直接认识的朋友。倡议这一小规模运动的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兼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倡议书的内容，就是抗议以军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和地面攻击。尽管巴伦博伊姆是个犹太人，(对他而言，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却一直抗议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对与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奋斗不息的爱德华·萨伊德(他已经于5 年前去世了)这个美国的文学理论家一起合作组织的运动产生了共鸣—这件事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以色列的年轻人和伊斯兰教的年轻人，他们的音乐家聚在一起，以歌德的《西东诗篇》为基础创作了著名的交响曲，同时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地举办了演奏会。本来萨伊德就是我的老朋友。
巴伦博伊姆的倡议书想必已经在世界各地召集到了很多的参加者，等我明天回到东京后，我想事情的经过应该都已经送到我那里了。利用电子邮件和因特网的迅速，将世界联接在一起—对这种新的传递方式之下的“语言”的运动，我充满了期待。
《孔乙己》与《故乡》的影响
此次我来中国，是来参加由各位所熟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一个文学奖项的颁奖活动。更确切的讲，是因为我信赖这个文学奖项的评委会，因为我多年的好友都参加了这一活动，我期待着与他们的会面而来到了中国。不过，这个文学奖的决定来得太突然，我还没有为中国之行做好充分的准备。再加上，到这个月底，我就要成为一个74 岁的老人了，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于是，我提出要求，希望能让我做两件事情，在他们都答应了我之后，才匆匆忙忙地踏上了这次的旅程。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去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去看看那些自己一直以来都怀疑有没有资格直接看到的东西。另一件事情，也许给在座的各位添了不少麻烦，我想直接和北京大学的年轻人讲话。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做准备，所以，我就来说一说从年轻时代到步入老境这段时间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吧。我一生的工作，就是文学，就是写小说。在此过程中，“何谓小说？”成了我一生最重要的主题。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很“土”，很不流行，却是我今天讲话的主题。
而且，我多年的夙愿业已实现，我访问了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并深受感动，所以，我要从鲁迅开始讲。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也就是说，在我思索文学的时候，总会想到鲁迅，所以，我要从这里开始讲起。
我第一次听到鲁迅这个大作家的名字，是在我9-10 岁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国民学校上小学四年级、五年级。现在想来，那是收集了从《呐喊》到《野草》等鲁迅于北京时期创作的中短篇作品的一本翻译过来的小书(岩波文库)。母亲很爱看这本书，并把它送给了我。于是，我看到了其中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孔乙己》。
母亲好像打算在我从国民学校毕业之后，送我到隔壁镇子的一个商店里去当住店的学徒(我们那儿叫“奉公”)。所以，我想她是为了让我了解小孩子如何在大人的社会里做事，才给我看了这本小说。通过在酒店里做事的少年的视线，观察着到店里来的大人们，其中还包括一个叫“孔乙己”的老人。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自己也想成为那个伙计，想像他那样仔细地观察大人。
然而，在我10岁的时候，日本战败了。自从1937 年侵略中国开始，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接下来的两年时间，日本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宪法为日本人所有，教育制度也得到了改革。于是，在我生长的地方，在那个叫“四国”的被森林包围着的小小的村子里，有了新制度下的中学。我就不必像《孔乙己》里面那个讲故事的少年一样，去当学徒去了。
上中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很喜欢看那本母亲送给我的鲁迅的短篇集。后来，我升学进了位于我们那个地方中心城市的一所高中，就在那时，母亲对我说:“去看鲁迅老师的小说《故乡》！”—母亲总是称呼鲁迅为“鲁迅老师”。里面写了很多村里孩子的快乐生活，但是，那些离开村子去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就要过和好朋友“闰土”不一样的生活。那是很没意思的。“高中毕业后看样子你好像打算上大学，等大学毕业了，你就马上给我回村里来，跟你现在那些好朋友一起来做事，来建一个新村子。这一点你可千万不能忘记。”—这就是母亲对我的嘱托。
我也打算按母亲说的去做，于是，就用铅笔在笔记本上抄下了《故乡》结尾那段广为人知的话—“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
然后，我上了大学里的法国文学系，在那一刻，其实我已经违背了自己和母亲之间的约定。就算我成了法语专家，我们村里也没有法语老师的教职。即便在我们县里的大学里，当时也没有法语讲座。更不要说和四国森林里的朋友们一起干活了，就连在四国地方城市大学里找到工作的希望都没有。不过，作为一名23 岁的东京的学生，我却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我在东京大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叫做《奇妙的工作》。
在这篇小说里，我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年轻人—从外地来到东京，学习法语，将来却没有一点希望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而且，我一直都在看母亲教我的小说家鲁迅的短篇小说，所以，在鲁迅作品的直接影响下，我虚构了这个青年的内心世界。有一个男子，一直努力地做学问，想要通过国家考试，谋个好职位，结果一再落榜，绝望之余，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挖掘宝藏上。晚上一直不停地挖着屋子里地面上发光的地方。最后，出城，到了外面，想要到山坡上去挖那块发光的地方。
听到这里，想必很多人都知道我所讲的这个故事了，那就是鲁迅短篇集《呐喊》里的《白光》中的一段。他想要走到城外去，但已是深夜，城门紧锁，男子为了叫人来开门，就用“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在那里叫喊。我在自己的小说中构思的这个青年，他的内心里也像是要立刻发出“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我觉得写小说的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青年。如今，再次重读那个短篇小说，我觉得我描写的那个青年就是在战争结束还不到13 年，战后的日本社会没有什么明确的希望的时候，想要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的这么一个形象。
这个青年，和另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学生，以及另一个学生，三个人一起在大学医院打工。医院里养了很多“实验用犬”，数量不断增加，造成了一些麻烦，需要处理，也就是要杀掉它们。然后，他们就在专业屠夫的指导下开始工作。这份工很苦很累，还有可能拿不到钱—就在这种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故事”结束了。
当下的日本，正笼罩在此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要工作却找不到就职的地方(并不只有年轻人为找工作而苦恼)，于是，“贫困”问题受到了年轻人的关注。从文学上讲，就是有很多人又开始读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这部小说描写了在极度恶劣条件下工作的贫困的劳动者。小林多喜二生于1903 年。1933 年，在国家权力的迫害之下，被残酷杀害。我到鲁迅博物馆，看到鲁迅先生写的悼念小林多喜二的文章，心里又觉得非常地感动。
我20 岁时(还是一个在大学里学法国文学的大学生)写的第一篇小说并不像小林多喜二的作品那样，深刻而敏锐地反映出当时那个时代的社会现状，并对其展开了强烈的批判。但是，在这篇小说当中，男学生和女学生展开的下面这段对话，虽然幼稚，却包含了对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观察与批判。大家都沉默了。我感到伤口逐渐地痛起来，还悄悄地肿起来。
“一共杀了多少只？”女学生问。
“七十只。”
“还有八十只。”
“我们怎么办？”私立大学的学生说。
“回家呗！”屠夫不高兴地说着就进木板围子取工具。
我们开始向林荫路走去。女学生贴近我的身体问我:“喂，疼吗？”
“疼啊！听说必须打针。”
“是够严重的！”
“真不轻。”我说。
晚霞染红天边。一只狗高声吠叫。“我们曾打算杀狗了吗？”我含糊其辞地说，“可挨宰的却是我们这些人哪！”女学生皱了皱眉，干笑起来。我也疲惫不堪，笑了起来。
“狗被击倒，被剥了皮。我们虽然挨了宰，却仍在徘徊。”
“可是，皮都剥下来了。”女学生说。所有的狗都叫起来了。犬吠声涌向黄昏的天空，从现在起狗要不停地狂叫两个小时。
我的短篇小说就这么结束了。这是一部阴暗的小说。但是，当这部短篇小说登在大学报纸上，我拿到了第一笔稿费的时候，心里却感到了喜悦。老实说，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并决心今后要靠写小说为生。之前，我还靠打工、做家教，以维持在东京的生活。几年后，我回到了四国的森林里，把登有这篇小说的报纸拿给母亲看。我相信母亲一定会为此感到高兴的。
然而，母亲却是万分失望。“你说要去东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叫你好好读读鲁迅老师《故乡》里的最后那段话。你还把它抄在笔记本上了。我隐约觉得你要走文学的道路，再也不会回到这个森林里来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成为像鲁迅老师那样的小说家，能写出像《故乡》的结尾那样美丽的文章来。你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
我想，是的，您说得完全正确。但是，22 岁写了这篇小说，23 岁发表在大学报纸上，我的心里真的是高兴极了，我没有勇气接受母亲的批评。我是这么辩驳的:“母亲，鲁迅不只在《故乡》里用了希望这个词，还有《白光》里头也用了，我就是想起了里头的一段话，才写出这篇小说的。”说完，我就看到了母亲的眼睛里流露出可怕的轻蔑的神情，那种轻蔑我至今还是记忆犹新。母亲说道:“我没上过东京的大学，也没什么学问，只是一个住在森林里的老太婆。但是，鲁迅老师的小说，我都会全部反复地去读。你也不给我写信，现在我也没有朋友。所以，鲁迅老师的小说，就像是最重要的朋友从远方写来的信，每天晚上我都反复地读。你要是看了《野草》，就知道里头有一篇《希望》吧。你看了《希望》吗？”
我坦白说，我没有看过。那天晚上，我坐了公车，又坐火车，回到了东京。我实在羞于继续待在母亲身边。这次，我拿着母亲给我的书，里面有《野草》全篇，就在夜行的火车上读了起来。我感到羞愧难当。接下来我要重新开始，我要写母亲说的那样的小说，像母亲那样的读者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朋友写来的信。我读到的《野草》中的小说真的是精彩极了，而我的自信却已经碎成了齑粉……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这次来到北京，我终于做了一件一直想做却没有勇气完成的事情。如今，我已73 岁，从那个在夜行火车上看《野草》、身心都受到巨大震撼的夜里至今，50 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我来到了鲁迅创作《希望》的地方，来到了鲁迅博物馆。《希望》中引用的那首诗的作者，那位诗人的铜像也在那里。我想要在那个翠竹掩映的庭院里，在心里默默朗诵一遍牢记于心的《希望》的全文。前天，我就这么做了。周围的人，包括我的朋友，还有摄影师，我从他们面前偷偷地消失了，然后面红耳赤地又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们一定觉得我很不可思议吧。下面的一段引用比较长，但请允许我来读完吧。中间我会跳过一段，缩短一些。我所记得的是竹内好的译文，他是日本最好的鲁迅作品的译者。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灵魂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我早先岂不知道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飘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写完这一段之后，作者“我”又想起了刚才所说的裴多菲·山陀尔的诗《希望》，然后，就引用那句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飘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搏着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哪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老实说，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清楚地把握这篇文章的意思。但是，在我的老年生活还要继续的这段时间里，我想我还是会和鲁迅的文章在一起。从鲁迅博物馆回来的路上，我再次认识到了这一点。至少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母亲对年轻的我所使用便宜的廉价的“绝望”、“恐惧”等词汇表现出失望，却没有简单地给我指出希望的线索，反倒让我去读《野草》里的《希望》。隔着50年的光阴，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苦心。
小说就是来自重要朋友的一封信
刚才我花了很多时间，一直跟大家讲我的母亲，还有鲁迅在北京时期所写的小说。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花很长的时间去读一读鲁迅包含了深邃而复杂思想的文章，然后，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一直读下去。接下来，我就抓紧时间，尽快地来结束这次讲演。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我母亲说的那番话，把小说当作是来自重要朋友的一封信来读。而我在学习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的过程中，发现法国哲学家也说过和母亲一样的话。这位哲学家生于1884年，死于1962 年，名叫加斯东·巴什拉。巴什拉在《天空与梦想》中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解释了“想象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简单地说，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意象，从文学上说，那就是小说的语言所创造的意象。当然，这并不只是通过阅读，传达静态的、固定的东西，比如美丽的风景或是人物的表情。阅读小说所带来的意象，在我们的心中开始生动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意象真正地，也就是小说带来的想象力真正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下面我要引用的内容非常重要。
这些意象活在活着的语言的生命里。人们通过刷新灵魂和精神那个隐藏在其中的暗号，在鲜活的抒情性中，来体验这些意象。那些—这些文学的意象—给感情以希望，给这些想要成为人的我们的决心以特别的顽强，给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带来紧张。包含了这种意象的书籍，突然成了我们亲密的信件。
这些句子一时半会儿可能不太好理解，我将用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加以说明。各位想必都知道，以色列军队已经对巴勒斯坦人所居住的狭小的自治区展开了空袭和地面攻击，死者过千。这些巴勒斯坦人，和从他们那里抢走土地建立国家的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人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端，很多人都对此提出了抗议，或者说是评论。而且，悲惨的状态持续至今，现在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惨烈场面。
看到这样的报道，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我相交20 年、5 年前因白血病辞世的一位好友。他是一个美国籍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一个文艺理论家，他的名字叫爱德华·萨伊德。相信有很多人读过他的大作。
我经常跟他直接交谈，还在他收山之作的封面上题词。我对待他的著作，就像是他给我的信和电话一样，把它们看作是他写给我的亲密的信。他还没有看到巴勒斯坦问题出现任何解决的征兆，就发现自己身患重症—白血病。就在他辞世前不久，他身边的人给我写了很多信，这些信讲述了萨伊德临终前的情况。这些信中都提到，萨伊德说了一句话，即“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
萨伊德并没有预测巴勒斯坦问题会在近期内得到解决。而且，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作为清楚表明自己意志的行为，他说，巴勒斯坦问题终将得到解决，因为这是人制造的问题，也是现在人正在做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最终，双方会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番话在我耳边回响，使我想起鲁迅先生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身患重病，又面临异常绝望的时代现状，鲁迅还是说，绝不绝望，而且也绝不用简单的廉价的绝望去蒙蔽自己或他人的眼睛。因为那才是虚妄。作为意志行为，不，就好比我是站在希望这一边的—即便这也是虚妄。
面对巴勒斯坦所面临的困难局面，我所能做的只有响应巴伦博伊姆的号召，参加他通过电子邮件号召起来的抗议活动。这位钢琴家兼指挥家，曾经和萨伊德联手组织过运动。现在，我一边做着这些事情，一边在写小说，它应该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我相信，会有一小部分人，会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来看这部小说，并把它当作是写给自己的一封亲密的信。
On Stupidity
On Stupidity
From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 cartload of recent books suggests that it's time to reverse the customer-service mentality plaguing academe
By THOMAS H. BENTON
"No one ever went broke underestimating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American public," said H.L. Mencken in the era of Babbitt and the Scopes "monkey" trial. Several generations later, one might speculate that no publisher has ever lost money with a book accusing Americans — particularly young ones — of being stupid.
The most influential book in that genre is surely Richard Hofstadter's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1963), in which he argues that the American dislike for educational elitism derives from a number of interlocking cultural legacies, including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populism, the privileging of "common sense" over esoteric knowledge, the pragmatic values of business and science, and the cult of the self-made man. With some cyclical variation, Americans tend to distrust, resent, and even feel moral revulsion toward "intellectuals."
As an English professor, I can attest to the power of that element in American culture, as can just about anyone in any academic field without direct,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hen a stranger asks me what I do, I usually just say, "I'm a teacher." The unfortunate follow-up remarks — usually about political bias in the classroom and sham apologies for their poor grammar meant to imply that I am a snob — usually make me wish I had said, "I sell hydraulic couplers," an answer more likely to produce hums of respectful incomprehension.
If the situation was bad in Hofstadter's time, it's grown steadily worse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anti-intellectual legacy he described has often been used by the political right — since at least the McCarthy era — to label any complication of the usual pieties of patriotism, religion, and capitalism as subversive, dangerous, and un-American. And, one might add, the left has its own mirror-image dogmas.
Now, in the post-9/11 era, American anti-intellectualism has grown more powerful, pervasive, and dangerous than at any time in our history, and we have a duty — particularly as educators — to foster intelligence as a moral obligation.
Or at least that is the urgent selling point of a cartload of books published in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For academics on the political left, the last eight years represent 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ing the monsters of our time: suburban McMansions, gas-guzzling Hummers, pop evangelicalism, the triple-bacon cheeseburger, Are You Smarter Than a Fifth-Grader?, creation science, waterboarding, environmental apocalypse, Miley Cyrus, and the Iraq War — all presided over by that twice-elected, self-satisfied, inarticulate avatar of American incuriosity and hubris: he who shall not be named.
The Anti-Intellectual Presidency: The Decline of Presidential Rhetoric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George W. Bush (2008), by Elvin T. Lim, examines speeches and public papers — noting shortened sentences, simplified diction, the proliferation of platitudes — to show a pattern of increased pandering to the lowest common intellectual denominator, combined with a mockery of complexity and analysis.
Just How Stupid Are We?: Facing the Truth About the American Voter (2008), by Richard Shenkman, argues that the dumbing down of our political culture is linked to the decline of organized labor and local party politics, which kept members informed on matters of substance. Building on arguments put forward in books such as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How Conservatives Won the Heart of America (2004), by Thomas Frank, Shenkman shows how the political right has been able to don the populist mantle even as it pursues policies that thwar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rests of the average voter.
Meanwhile, the political left is unable to argue that those average Americans are in some way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exploitation because they are too shallow and misinformed — too stupid — to recognize their own interests. One of Shenkman's solutions is to require voters to pass a civics exam.
Former Vice President Al Gore obviously has a dog in this hunt, and his book The Assault on Reason (2007) argues tha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American freedom — descended from the Enlightenment — are being corrupted by the politics of fear, the abuse of faith, the power of an increasingly centralized media culture, and degradation of political checks and balances favoring an imperial presidency.
The results of that perfect storm include the aftermath of Hurricane Katrina, the continuing threat of global warming, the squandering of respect and sympathy for the
Most notably, Gore argues that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community-build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can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creation of a "well-connected" citizenr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a rational democracy.
Nevertheless, several books — with an emphasis on education and the young — argue that it is precisely the point-and-click culture of the Internet that is damaging our intelligence and our civic culture.
Always On: Language in an Online and Mobile World (2008), by Naomi S. Baron, shows how the proliferation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has impaired students' ability to write formal prose; moreover, it discourages direct communication, leading to isolation, self-absorption, and damaged relationships.
Worst of all, the prevalence of multi-tasking — of always being partly distracted, doing several things at once — has diminished the quality of our thought, reflection, self-expression, and even, surprisingly, our productivity. Baron's solution is to turn off the distractions and focus on the task and people at hand.
Her conclusions are largely affirmed by Nicholas Carr's cover story in the July/August 2008 issue of The Atlantic: "Is Google Making Us Stoopid?" which prompted a recent dialogue in The Chronicle ("Your Brain on Google," July 11).
Carr, author of The Big Switch: Rewiring the 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 (2008), argues that daily use of the Internet may be rewiring our brains for skimming rather than for the sustained concentration that is required for reading books, listening to lectures, and writing long essays. Obviously, such rewiring is going to have the biggest impact on the rising generation appearing in our college classrooms: the "digital natives."
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 (2008), by Mark Bauerlein, provides alarming statistical support for the suspicion — widespread among professors (including me) — that young Americans are arriving at college with diminished verbal skills, an impaired work ethic, an inability to concentrate, and a lack of knowledge even as more and more money is spent on education.
It seems that our students are dumb and ignorant, but their self-esteem is high so they are impervious or hostile to criticism. Approaching his subject from the right, Bauerlein mentions the usual suspects — popular culture, pandering by educators, the culture war, etc. — but also r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for the digital technologies, which, for all their promise, have only more deeply immersed students in the peer obsessions of entertainment and fashion rather than encouraging more mature and sustained thought about politics, history, science, and the arts.
For Bauerlein, the future of American democracy "looks dim" unless we can counter the youth culture with respect for the knowledge of those over 30.
The most wide-ranging cultural study — extending Hofstadter's analysis up to the present — is Susan Jacoby's 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 (2008), in which she argues that American anti-intellectualism has reached unprecedented heights thanks to the converging influences of junk science, fundamentalism, celebrity-obsessed media, identity politics, urban-gang culture, political correctness, declining academic standards, moral relativism, political pandering, and the weakening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mong other factors.
Jacoby also supports the view that technology has damaged our ability to focus and think deeply. Her vision of the future is a nation that is unprepared for the global challenges we face.
As someone involved in education, I take the concerns of all of those writers quite seriously: The abilities and attitudes of students affect my life on a daily basis. It is my job, as I see it, to combat ignorance and foster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needed to produce intelligent, ethical, and productive citizens. I see too many students who ar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ir own emotions — on the primacy of their "feelings" — rather than on analysis supported by evidence.
Uncertain what constitutes reliable evidence, thus tending to use the most easily found sources uncritically.
Convinced that no opinion is worth more than another: All views are equal.
Uncertain about academic honesty and what constitutes plagiarism. (I recently had a student defend herself by claiming that her paper was more than 50 percent original, so she should receive that much credit, at least.)
Unable to follow or make a sustained argument.
Uncertain about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and skeptical that such skills matter).
Hostile to anything that is not directly relevant to their career goals, which are vaguely understood.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the social and athletic above the academic, while "needing" to receive very high grades.
Not really embarrassed at their lack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Certain that any academic failure is the fault of the professor rather than the student.
About half of the concerns I've listed — punctuation, plagiarism, argumentation, evaluation of evidence — can be effectively addressed in the classroom. But the other half make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do so without considerable institutional support: small classes, high standards, and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who are back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 see the group of books I've listed here as supporting the redirection of resources into the classroom, rather than into amenities and administrative bloat. We need to reverse the customer-service mentality that goes hand-in-han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st college teaching into a part-time, transient occupation and the absence of any reliable assessment of course outcomes besides student evalu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I am not so pessimistic about the abilities of the "digital natives." Different generations have different ways of knowing —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Pick your era and your subject: How many of us know anything about farming anymore or how to read the changing of the seasons? How many of us know how to repair an automobile or make a cake from scratch?
Of course, we lament that the skills we have acquired at great pains can become lost to the next generation, but we can hardly reverse all of it. And it may be that the young are better adapted to what is coming than we are.
We can be student-centered and respond to their ways of viewing the world,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seems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students also become faculty-centered. Students must learn, as we do, to speak across generational lines and gradually abandon the notion of a world constructed purely around them.
While I share many of these authors' concerns about the pathologies nurtured by new technologies, I have to agree with Gore's position — that technology must play a prominent role in this continuing intergenerational negotiation. There are, undoubtedly, major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culture and psychology of the young, with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everyone. And there are many steps that individual educators can take to deal with those changes.
But that's a subject for next month's column.
Thomas H. Benton is the pen name of William Pannapacker,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On Stupidity, Part 2
Exactly how should we teach the 'digital natives'?
By THOMAS H. BENTON
Last month I reviewed a collection of recent books (The Chronicle, August 1) arguing that Americans, particularly those now entering college, have been rendered "stupid" by a convergence of factors including traditional anti-intellectualism, consumer culture,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political correctness,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postmodern relativism, just to name some of the usual suspects.
Of course the 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the "stupidity crisis" seem dire enough — the end of democracy,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extinction of humanity as we know it — that one feels compelled to register opposition to the "Age of Unreason" by buying a few books.
I bought seven of them. And I am convinced — as if I ever doubted it — that,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we have become less knowledgeable, more apathetic, more reliant on others to think for us, more susceptible to simple answers, and more easily exploited.
Nevertheless, I am still suspicious of studies that proclaim the inferiority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 We've all been the young whippersnappers at some point, frightening our elders, and many of us are, no doubt, destined to become grumpy old nostalgics in turn. As a teacher, I would prefer to think my students are the ones with the most promise; they are attuned to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culture, even if they still have much to learn.
I noted in last month's column that several of the books on stupidity blame the ri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 video games, iPods, the Internet — for the intellectual degradation of the young. The culture of multitasking and Internet surfing has apparently damaged their ability to concentrate; nurtured superficiality, self-absorption, and social isolation; and created a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who are always plugged in, constantly busy, yet seem remarkably uninformed and unproductive.
I went on to affirm some of those claims with my own observations. My interests, as an English professor who grades at least 1,000 essays every year, tend to focus on the skills involved in that kind of work (I know relatively little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math and science).
Essentially I see students having difficulty following or making extended analytical arguments. In particular, they tend to use easily obtained, superficial, and unreliable online sources as a way of satisfying minimal requirements for citations rather than seeking more authoritative sources in the library and online. Without much evidence at their disposal, they tend to fall back on their feelings, which are personal and, they think, beyond questioning.
In that context, professors are seen as peevish bureaucrats from whom students need to extract high grades on the road to a career in which problems with writing and critical analysis will somehow not matter.
Some observers, such as Marc Prensky, who wrote Don't Bother Me Mom, I'm Learning!, argue that students' brains have been physically "rewired"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at our task is to teach students to work with that wiring rather than to continu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at are no longer relevant (http://www.marcprensky.com/writing).
In some respects, I agree with Prensky: Teachers do need to be mindful of generational changes. But today's students must also learn — just as we all did — how to adapt to generations that came before them, since, except in school, there are usually more people outside of one's generation than in it. Age differences may be the most underrated form of diversity in education.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K-12 schooling (and of college, to a lesser extent) is the creation of a narrow peer group. That segregation by age impairs the ability of young people to relate to anyone outside their cohort, as anyone with teenage children or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knows all too well.
One of the purposes of teaching, as I see it, is to negotiate the differences, real and imagined, between generations. At the moment, that means meeting the "digital natives" where they are, but it also means expecting them to meet the "digital immigrants" — the people who were not raised in front of personal computers — where we are.
As teachers, we need to build upon students' strengths, but we should also train them against the grain of their experiences.
Moreover, since the brains of our students are hardly identical (the notion of a unified generational culture is always oversimplified), it seems more effective to use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all at once — the same way it is better to eat a balanced diet than to subsist entirely on Grape-Nuts and bananas.
So what does that mean in practical terms? What does one do in the classroom?
For me, it still means embracing the traditional essay:
Expecting evidence and examples with correct citations.
Teaching academic honesty and enforcing the rules fairly and rigorously.
Getting students into the library and getting real books into their hands.
Teaching them how to evaluate the credibility of sources: why Wikipedia, though useful, is less reliable than, say, th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Grading essays carefully, giving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of grammar and punctuation, as well as showing students when some rules can be artfully broken.
Emphasizing writing as a painstaking process that involves revision and re-evaluation in conversation with other people.
Making a case for why reading, writing, and the liberal arts are vital to success in every field.
Beyond writing exercises, effective teaching requires embodying the joy of learning — particularly through lectures and spirited discussions — that made us become professors in the first place. It's extremely hard, but teachers have been doing it for generations.
For example, I have continued to lecture in many of my courses, but I have gradually learned to make lectures more stimulating and interactive by weaving together multiple threads of analysis using images, video, audio, artifacts, and readings — and asking the students to perform those readings. The lectures are designed to make a sustained argument, but they also have multiple points of entry, so that students are not lost after a momentary lapse of attention. Added to that are intervals of rest — in which concentration can slacken for a few minutes, as concepts are considered and discussed — before the harder analysis is resumed.
Such lectures have to be carefully prepared, but they are also spontaneous, and always open to interaction, because that's what enables students to make connections on their own.
Sometimes a student will rush up to the computer terminal and make those connections using a video clip from YouTube or by instantly locating a quote from a relevant text. That's the kind of engagement and excitement that leads to good essays, in which they make their own discoveries rather than simply repeat what they think I want to hear.
It's a kind of magic act that works best when a student pulls the rabbit out of the hat. I know there are educators who strongly oppose the use of the lecture. "Chalk and talk," they call it, and insist upon group work. And I respect that view, particularly since it has nearly banished the dry, droning professor, reading from yellowed notes. But the taboo against lecturing sometimes impairs the freedom of teachers to experiment with a traditional method in a way that can both respond to the skills of the "digital natives" — such as interconnectivity and intuition — while training them in the use of evidence and rational argumentation.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things I've done is use course-management software, such as Moodle, to create courses that are no longer confined to four hours a week in a classroom. We use class time for the most intense, "live" interactions, but conversations and new materials appear continually between classes, keeping all of us engaged as much as possible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semester.
Such hybridized courses, live and online, create the habit of thinking and making connections all the time rather than simply showing up and fulfilling requirements.
If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a contributing factor to "stupidity," then they are also part of the solution. As Al Gore observes in his book The Assault on Reason,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and an informed citizenry will depend increasingly on the Internet rather than on television or the print media.
That doesn't mean we should stop teaching the traditional essay and research paper, but it does mean we need to teach students to work in other genres, such as writing for blogs and wikis, creating podcasts and PowerPoint presentations, and participating in social-networking sites. They need to be comfortable in a variety of online environments, understand Web etiquette, know how to protect their privacy and respect the privacy of others, and learn how to evaluate various sources of information.
But such teaching requires a lot of time. It means being constantly available, developing intricate presentations, coming to class early to set things up, and staying afterward for conversations. It requires giving students careful feedback on writing assignments and rarely using multiple-choice and short-answer exams. And it requires looking for new ways to enhance learning rather than relying exclusively on what we already know.
As a tenured professor — though a somewhat harried one, at times — I have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to respond to the changing needs of our students. I have the freedom to learn from my mistakes and adapt to the changing qualities of our students. I also have colleagues with whom I can discuss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he place of my courses in the overall curriculum. I can challenge students and enforce academic honesty because I will not be fired (or "not renewed") for displeasing a "customer" and using administrative time to enforce standards.
How much harder is it for the legions of dedicated but disposable part-timers with large classes on multiple campuses — the majority of college instructors today — who are charged with teaching the foundational skills that the "digital natives" are thought to be most conspicuously lacking?
If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a cause of "stupidity," it is because we have spent freely on computers — among other things — without also giving comparable support to college teachers. The students have been left to negotiate a cultural paradigm shift, comparable to the print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s, with inadequate support from the institutions created to help them.
And that strikes me as unambiguously stupid.
Thomas H. Benton is the pen name of William Pannapacker,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押尾桑
偶然发现指弹的押尾桑，好久没有这样欣喜的感觉了。搜索，找2003的演奏会，挂上心爱的耳机，端坐开始享受。看了演奏会第一段，尿急，忍住，听第二段，再忍，听第三段，直到第五段，才夺门而出。
押尾给人的感觉是内敛，但这丝毫不能阻挡弹起吉他的奔放。无论是细声的呢喃还是阳光下炙热的海滩，城市快速的节奏，乡村悠然的牧园，吉他在他的手上都出色的完成了表达。除此之外，押尾的吉他里，很少听到忧郁，紧张的城市让人心跳振奋，缓慢的小曲让人缠绵向往。整个演奏会下来，酣畅淋漓，连阴阴的天气似乎都被感染，变得敞亮。不废话了，再找几首听去:-)
语言和思维
当我在想“我最近很忧郁”的时候，另一个声音跳出来告诉我：”你是在忧郁吗？还是你此刻有一种感觉无从表达，可能是无聊，无所事事，最近没有完成既定的任务，心里很杂乱？所有这一切无从细细表达，只能冒出忧郁一个词来搪塞？你知道忧郁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吗？撇去所有文学作品形象里的类比，排除其他同义词的代替，也放弃精神分析的案例！”我无从解释，但我此时确实有一种感觉。这个声音又问：“感觉吗？皮肤紧绷？肌肉僵硬？心跳缓慢？还是什么？”我否认，确实好像有这些现象，不过又不是这些。“那你为什么说自己忧郁呢？”我想描述自己的一种感受，我只能从自己的词汇表中找到这个词，好像比较贴切。
按：语言是一个奇怪的东西，离了它，我们无从表达，也许不止于如此，离了它，我们无法思维。思维建立在语言和语言的逻辑之上。不幸的是，语言和人的感觉并不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在思维的运行中语言会对人的感觉进行切割。切割的后果在一方面是感觉的遮蔽，丰富细腻的感觉只能被几个词汇强硬的扯开，在另一方面造成的就是一样的感觉，甚至感觉的麻木。思维对语言的强制性干预无可奈何，因为语言已成为思维的地平线，我们怎么能怪地球拉住了我们飞翔的脚步呢？